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写的是送同僚入京买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入京”二字写京城长安一带景色。“晚”和“夕阳”点出送别时间,而“关树”、“长安”为何远所去之处,暗示“入京”,同时勾划出苍茫远景。诗的三、四两句写近景。阵阵回风,蒙蒙细雨,伴着送别酒席,打湿旅人行装,从而把环境与送别自然联系起来,意境颇为别致,而“送”字自在其中。
诗的五、六两句转写此行意义。“边尘黑”点明战争未息,“塞草黄”点明时已深秋。经这里点明“秋”字,上文的“关树”、“回风”、“细雨”等等景物便都觉得真切。这两句言及边地战争,可见诗人身在虢州,心系边塞。诗的结尾两句承“习战”、“防秋”,点明“市马”。“市马”本为“习战”,诗人却由此想到“燕昭市骏”的色而且用“不是学燕王”来说何远此行性质,似乎包含弃置州县,不被看重的叹息。
诗的首联写“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是惜“入京”而写自己“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的情态;诗的尾联出“市骏马”而联想到“学燕王”,也包含着“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却又无人赏拔的含义。这正是本诗表现上的一个特点。此外,诗中还表达了对边事的关切。这些都可以反映诗人任职虢州期间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远望潼关树木苍苍茫茫,京城长安就在夕阳近旁。
阵阵旋风吹醒饯别之酒,微微细雨打湿朋友行装。
练兵备战边地烟尘正浓,买马防秋塞上秋草已黄。
我知朋友此行去买骏马,不是为了学那古时燕王。
注释
关:指潼关。
苍苍:迷迷茫茫。
回风:回旋的风。
别酒:饯行酒。
习战:备战。习,练习,准备。
边尘黑:指边地战争激烈。
防秋:古代西北各游牧部落,往往趁秋高马肥时南侵。届时边军特加警卫,调兵防守,称为“防秋”。
燕王:指燕昭王,战国时燕国国君。
乾元二年(759)五月,岑参任为虢州长史。同年,岑参送别一何姓县丞进京买马,联想到燕昭市骏,有感而作此诗。
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写的是送同僚入京买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入京”二字写京城长安一带景色。“晚”和“夕阳”点出送别时间,而“关树”、“长安”为何远所去之处,暗示“入京”,同时勾划出苍茫远景。诗的三、四两句写近景。阵阵回风,蒙蒙细雨,伴着送别酒席,打湿旅人行装,从而把环境与送别自然联系起来,意境颇为别致,而“送”字自在其中。
诗的五、六两句转写此行意义。“边尘黑”点明战争未息,“塞草黄”点明时已深秋。经这里点明“秋”字,上文的“关树”、“回风”、“细雨”等等景物便都觉得真切。这两句言及边地战争,可见诗人身在虢州,心系边塞。诗的结尾两句承“习战”、“防秋”,点明“市马”。“市马”本为“习战”,诗人却由此想到“燕昭市骏”的色而且用“不是学燕王”来说何远此行性质,似乎包含弃置州县,不被看重的叹息。
诗的首联写“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是惜“入京”而写自己“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的情态;诗的尾联出“市骏马”而联想到“学燕王”,也包含着“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却又无人赏拔的含义。这正是本诗表现上的一个特点。此外,诗中还表达了对边事的关切。这些都可以反映诗人任职虢州期间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从题目中的“赋得”二字可以看出,《赋得北方有佳人》是一首命题诗歌,诗题来自汉武帝时期李延年的名作:“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既为限题拟古诗作,诗人创作就要受原诗题材内容和形式的限制。而徐惠的这首五言古诗,既保留了原诗那位佳人身上美丽且独立的特点,又有所创新。她另辟蹊径,使用铺陈手法,多角度描摹人物,使得笔下这位“佳人”形象鲜活,极富动感。
首句“由来称独立,本自号倾城”,脱胎于李延年的“绝世而独立”,但作者的笔墨并没有放在"绝世",而是放在了“独立”上,虽然仍未脱六朝宫体浮艳诗风,但这“独立”二字,却体现出女主人公精神上的高洁,将一位极富才情看,舞姿翩然的佳人遗世独立,孤芳自赏的形象表现出来,使得全篇境界大转。
接下去的三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极尽笔墨描写了佳人的容颜、服饰、腰身和舞姿之美。这位佳人,眉如柳叶,面如桃花,腕有叶钏摇响,脚上玉环转鸣。她身着红色纱衫,配有艳丽华美的腰巾,舞姿轻盈,步态妩媚,真真一唐人玉女笑容可掬的彩塑像,全无汉家风仪。
更加难得的是,《赋得北方有佳人》不但全方位,多角度,有声有色的描写了佳人的气质,外貌和仪态,还在末尾一句写出了她的心理活动。“悬知一顾重,别觉舞腰轻”,因为君王的看重而觉得舞动的腰身更加轻盈,显然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是在表达自己对君王知遇之恩的感激。虽然是在写其他女子,但又何尝不是作为妃嫔的徐惠本人性格和境遇的写照?故而,这首《赋得北方有佳人》,文面上是述李夫人独立倾城之美,实则也有顾影自怜之意,全可作作者的自画像来读。
对比徐惠这首《赋得北方有佳人》和李延年的原诗,虽同写北方之佳人,但李诗篇幅短,通过描写观者被佳人“一顾”,“二顾”后的反应来衬托佳人容貌舞姿之美,简洁朴素、接近口语;徐诗则篇幅稍长,华美流畅,注重藻饰;李诗侧面描写含蓄,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徐诗正面描写铺陈扬厉,细腻真实,形象性更强。明朝文学评论家钟惺虽然认为“脸上生”三字“落恶道矣”,却又认为“‘眉间发’尚雅,‘摇’字、‘转’字妙在有风度,‘宜’字,‘艳’字则有衿惜意矣”。可见徐惠此诗虽带有六朝诗雕琢藻饰,浮艳绮丽的痕迹,却已有所雅正,正如清朝人陆昶所评论的那样:“其词风度端雅,善自矜惜,不失为宫妃体制。”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