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封将军新近消灭了胡人的主力,战士们和战马也都大口地喘着粗气。
敌人被消灭干净,边塞一片萧索、寥落,险峻的天山依旧那么孤单地高耸屹立。
注释
都护:此处指封常清。
虏尘净:一作“虏塞净”,指没有战争。
天山:横贯新疆中部,西部入中亚西亚,全长2500公里。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厉鹗为诗学宋,而自成一家,主盟江南坛坫凡数十年,为‘‘浙派’’诗的领袖。《四库提要》说他的诗“吐属闲雅,有修洁白喜之致”,从这首《归舟江行望燕子矾作》可见一斑。
矶上有俯江亭,若登之远眺,则“白云扫空,晴波漾碧,西眺荆楚,东望海门”。“春夏水涨,浪涛轰鸣于足下”,正是“吴头楚尾”的险要处,景观阔大,历来为骚人墨客乐于壮游或慷慨之吟的金陵名胜之一。正如王士模《登燕子矶绝顶作》所云:“岷涛万里望中收”,此种景象,“前人之述备矣”。厉氏未作老调重弹,而是以一叶扁舟,凌万顷波涛,于眺望之际,搜寻妙趣,着重刻画了燕子矶的生动形象,抒写了另一种闲淡清远的情怀。既独辟新境,又不失诗人的本色。这种在主体真诚的基础上的精思独创,比起那些故作豪语而落入窠臼的“率多巨制”(清吴应和语)的东西来,这一曲小诗,在艺术的品格上要高点。
诗的头两句是写景,形象十分鲜明,生动,用语极有锤炼功夫。同样将石矶视作飞燕,但诗人已不是重复“形如”的老生常谈,而是“势如”的生动刻画,“掠”字就用得极为准确而传神。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二“燕子矶”条说:“坐亭上,看水江澈冽,舟下如箭”,可知这里水流的迅疾。从“舟下如箭”的激流中望屹然不动的石矶,一种事物相对原理所造成的主观感觉,英有比用“掠水飞”来形容它更恰当的了。而绝壁上挂满水珠的鱼网,在日光中闪耀着一片清晖,这是一幅何其优美悦目的《江上鱼罾图》。“挂”字用得很贴切,与“掠”字相映成趣,别有一种闲畅的情调。
全诗构思精致而巧妙,关键在一“望”字。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以“望”作为线索把开阔的视野中,诸如石矶、绝壁、鱼罾、清晖、俯江亭、翠微等景物,“散钱”般贯穿起来,构成了以燕子矶为主景的有机整体,画意盎然;其二是以望中之望的精妙构思,表达了一种主客同一的闲情理趣。“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使人想起李白的名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厉诗似乎还别有一种情致和神韵。我看他。他看我。他看我看他,我看他看我,这四层意思用散文的语言来说太哕嗦了,诗则通过“望”字熔铸于“十四字中”。且以疑问的语句出之,似求有答而又不必作答,流露了一种意在有意无意之间的雅趣,余味悠然。
“望”在这两层意思的表现手法上是一明一暗,一藏一露,前三旬写望中之景而“望”字藏。第四句则“望”字露,读起来使人仿佛获得了一个具体的审美视角,有身临其境之感。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自汉魏以来,诗人常以“杂诗”为题写诗,类似“无题”诗,内容多是慨叹人生或离别相思的。沈佺期写有《杂诗三首》,都写闺中怨情,流露出明显的反战情绪。这里选的是第三首, 首联“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语言平易似娓娓道来,给人以鲜明突出的印象。黄龙戍战火连年,可以想见征人久戍之苦,强烈的怨战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不解”与“频年”连用,增强语势,引起人们的联想与深思。
颔联“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是借月抒怀。说今夜闺中和营中同在这一轮明月的照耀下,有多少对征夫思妇两地对月相思。在征夫眼里,这个昔日和妻子在闺中共同赏玩的明月,不断地到营里照着他,好像怀着无限深情;而在闺中思妇眼里,似乎这眼前明月,再不如往昔美好,因为那象征着昔日夫妻美好生活的圆月,早已离开深闺,随着良人远去汉家营了。这一联明明是写情,却偏要处处说月;字字是写月,却又笔笔见人。短短十个字,内涵极为丰富,既写出了夫妇分离的现在,也触及到了夫妇团聚的过去;既轮廓鲜明地画出了异地同视一轮明月的一幅月下相思图,也使人联想起夫妇相处时的月下双照的动人景象。通过暗寓着对比的画面,诗人不露声色地写出闺中人和征夫相互思念的绵邈深情。见月怀人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而这里只写月不写人,意象反而更丰富生动。这“闺里月”既是思妇的眼中月,又是征人的眼中月,既有千里共婵娟之意,又有思妇心神飞度,想见征人之意。诗意双关,征夫、思妇相思之情之景俱在其中,显得清新别致。
颈联“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紧承上联进一步抒写离人相思。“春”而又“今”,“ 夜”而又“昨”,分别写出少妇“意”和良人“情”,其妙无比。四季之中最撩人情思的无过于春,而今春的大好光阴虚度,少妇不禁倍觉惆怅。万籁无声的长夜最为牵愁惹恨,那昨夜夫妻惜别的情景,仿佛此刻仍在征夫面前浮现。“今春意”与“昨夜情”虽是互文对举,却可以作为“夜夜”来读。可是细味“今春意”却有着独特的表现力。“昨夜情”,也对得十分工巧,不仅表现出良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而且还表现出思念之切。他回忆往日夫妻的恩爱,觉得恍如昨夜事一般,不因经久分离而淡薄。可见他们的情意是多么美好、真挚、深厚而动人。
尾联“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抒写出了征夫、思妇的愿望。他们希望能有良将出马,克敌致胜,结束他们长期分离的痛苦。但诗以问句的形式,倍增感慨深沉的意味。这里照应首联回答了“频年不解兵”的问题,表明是将领无能,指挥不得力以致连年征战,这是写透夫妇别离的痛苦以后自然生出的意思。
这首诗构思新颖精巧,特别是中间四句,在“情”、“意”二字上着力,翻出新意,更为前人所未道。诗中所抒之情与所传之意彼此关联,由情生意,由意足情,势若转圜,极为自然。从文气上看,一二联都是十字句,自然浑成,一气贯通,语势较和缓;第三联是对偶工巧的两个短句,有如急管繁弦,显得气势促迫;末联采用散行的句子,文气重新变得和缓起来。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雨过天晴,诗人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只见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开阔,空气清新,明净得一点儿尘埃都没有。
开篇两句,概写诗人“新晴野望”的感受:经过雨门的洗涤,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明净,一尘不染;纵目四望,雨后的田野不仅开阔而且明亮,让人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仿佛可以把目光用尽似的。
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就牢牢抓住了雨后新晴的景物特征。读者也一下子被引进到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去,随着诗人一起远眺。
“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远处,村口的城门矗立在河边渡头旁,村里的树木紧紧相连,一直延伸到小溪边。中国古代的城市大都设有人工开掘的护城河,高高的城墙就紧靠着护城河。但也有一些靠着江河的城市,因地制宜,以天然的江河为护城河,形成了“郭门临渡头”的情形。诗中这个临门的村落便是如此。
一座临着溪门的山村,村子的门楼紧靠着渡口,村中绿树环抱,一直伸延到溪边。溪门的白,城门的灰,村树的绿,在阳光的普照下交相辉映。这是一片令人神往的景色。而在平时,是不可能看得如此清晰分明的。随着雨过天晴而变化的,还不止这些。
“白门明田外,碧峰出山后”银白色的河门在麦田外闪动着粼粼波光,青碧的山峰在连绵的群山后傲然挺立。一场夏雨,改变了天空,改变了村庄,也改变了山和门。因为雨后门涨,晴日照映下,田野外的河门显得异常明亮;近处的山脊背后,平日模糊的远峰也清晰地显现出来,远近相衬,比平时更富层次。
这两句诗对仗工整,音韵优美,“明”、“出”二字用得尤其巧妙。“明”在这里是形容词用作动词,在雨后阳光的照耀下,溪门兀自明亮着,晃人眼目。与“明”相对应的“出”,将山峰拟人化了:远处碧色的峰峦,就仿佛一个个调皮的孩子,突然出现在群山的身后,让人惊奇。
诗到这里,一幅绝妙的图画已经俨然读者眼前:开阔的原野,恬静的村庄,清亮的溪流,兀立的山峦,这些在雨门洗涤下为之一新的景象,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画面上,有层次,有格局,有色彩,有明暗,意境清幽。然而,这样一幅画,虽然秀美,却总显得有些空旷,缺乏生机。于是,诗人在最后两句,给这幅静态画面加上了动态的人物。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初夏正是农忙季节,收割麦子、播种秧苗都在这个时候。而此时正值雨过天晴,农民们自然更要抓紧这有利的时机,倾家而出,到田地里劳作。农家人忙碌的身影,顿时给田野平添了无限生意。
这样的结尾,虚写一笔,却使整个画面都生动了起来。诗人笔下的田园风光,不仅景色秀美,而且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诗情画意,一片祥和安乐。这首诗基调明朗、健康,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