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郎》，双调，一百零五字，上片十句四仄韵，下片十二句五仄韵。此词与《二郎神》，又名《十二郎》词者，句式、字数、押韵等均不同。
“垂虹桥”，在江苏吴江县东，本名利住桥；宋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间构亭其上，名曰垂虹亭，因亦名桥曰垂虹桥。凡七十二洞，俗称长桥。
“素天”两句，绘桥四周景色。言桥四周灰蒙蒙一片，天水相连，浊浪拍岸，冻云翻飞。“冻云”，点出时在寒冬季节。“记晓叶”三句，忆旧。词人说：记得在一个秋天的清晨，岸上还有霜露沾连在树叶上，我曾经行经这儿，并将船停靠在垂虹桥傍。在灯影幢幢中，我还乘兴吟哦过这儿的秋雨景色。“又是”两句，言今。“宾鸿”，指宾雀鸟与大雁。《吕氏春秋·季秋》：“鸿雁来，宾爵入水大为蛤。”注：“宾爵者，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谓之宾爵。”此处是说：又到了鸿雁南飞，宾雀入室而居的季节，我这才决定了回归的日期。“嗟绣鸭”三句，据《南禺书》：陆龟蒙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曰：“此鸭善人言，欲附苏州上进，奈何毙之？”使人惧，尽与囊中金，以窒其口。徐，使人问人语之状。曰：“能自呼其名耳。”夏承焘笺《吴郡图经续记》：吴江旧有如归亭，熙宁中林郎肇出宰，又于“如归”之侧作鲈香亭，因陈文惠有“秋风斜日鲈鱼香”之句。陶潜有诗“结庐在人境”。此三句赞桥畔环境，足可幽居。“绣鸭”，指绘彩的斗鸭。《宋书·王僧达传》：“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据此，可见宋时也盛行斗鸭之戏。词人说：垂虹桥畔的环境优美，足够促使我决定在此结庐隐居。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我就可以在这儿或是观看善解人意的斗鸭游戏；或是垂钓河边，钓上几尾鲜美的鲈鱼尝新。
“幽兴”三句，忆旧。词人到了垂虹桥，想起有一次曾与伊人同船来过这儿，并观赏过她临水梳洗的难忘镜头。“念倦客”三句，承前，记目前。词人说：今天我却是孤身独游重返垂虹桥，时至寒冬，我虽是穿着裘衣，头戴貂帽，但却孤孤零零地站在桥上，临水顾影自怜。这三句既承接上三句的忆旧日共游，又是遥向呼应上片“冻云不凝”的严寒天气。“酹酒”三句，倒装也。言词人孤身在桥上亭内眺望，越感凄冷难忍，于是就酹酒祭苍天，高歌飘四远，以此抒发自己胸中的郁结。“迎醉面”三句，写雪下。此言渐渐地远方的山色开始昏暗不清，暮色中的天空飘下来几片雪花，沾在词人热辣辣的醉面上。从“冻云”始，至“雪花”飞，首尾衔接，叙事完整，脉络分明。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
上片写的是月下美景。“月华如水，波纹似练，几簇淡烟衰柳”，先写月光照耀下的清澄水面，以及水面上粼粼似练的水波，再写水边的淡烟衰柳， “淡”和“衰”字，渲染出一种凄清忧愁的氛围。月影衰柳，淡烟波纹，景致如水，又是勾起纳兰心绪的氛围。纳兰写景，总是恰到好处。遥望天际，塞鸿“尽”南飞，便是情断景荒芜。“谁与问倚楼人瘦”，点出词人形象，由写景过渡到抒情，表达了词人孤寂、落寞的心情。
下片转写词人所思之人。首三句盛赞对方才学出众，非庸俗之辈，表现出词人对此女子的欣赏。“韵拈风絮，录成金石，不是舞裙歌袖”，连续用典，风絮代谢道韫，金石代李易安。有道韫之“未若柳絮因风起”，又有易安同明诚共撰之《金石录》。两人同是一代才女，不似爱慕虚华之人。纳兰写史上才女，意为追忆其妻。说她生平，自是如此的女子，能让他痴心、让他留恋，正有意趣相投之因。最后一句“从前负尽扫眉才，又担阁镜囊重绣”，一词“负尽”道尽感伤懊悔之情。过去时光美好，爱妻温婉有才，饱读诗书，尚能相伴之时。却没能长此相伴；已然人去楼空之时，却叹岁月无情。直怪责自己，辜负了那美好旧时光。生活安逸美满的时候，总觉月是圆的，殊不知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幻着样子，终有一天，会被黑夜吞噬。那时才知，见得到圆月之时，认为那是理所应当，都没能记住它的美满。回忆起来，总觉得遗憾。
全词哀婉曲折，百转千回，令人动容。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