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
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
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此诗描写诗人旅途中夜宿七盘岭上的情景，抒发惆怅不寐的愁绪。全诗抓住凌晨时分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巧加刻画，充分表达了诗人被远流他乡的哀苦心情。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表现出诗人有较高的艺术才能，巧于构思，善于描写，工于骈偶，精于声律。
这首五律首联破题，说自己将作远游，此刻夜宿七盘岭。“独游”显出无限失意的情绪，而“高卧”则不仅点出住宿高山，更有谢安“高卧东山”的意味，表示将“独游”聊作隐游，进一步点出失意的境遇。
次联即写夜宿所见的远景，生动地表现出“高卧”的情趣，月亮仿佛就在窗前，银河好像要流进房门那样低。三联是写夜宿的节物观感，纤巧地抒发了“独游”的愁思。这里，诗人望着浓绿的银杏树，听见悲啼的杜鹃声，春夜独宿异乡的愁思和惆怅，油然弥漫。
末联承“子规啼”，写自己正浸沉在杜鹃悲啼声中，鸡叫了，快要上路了，这七盘岭上不寐的一夜，更加引起对关中故乡的不胜依恋。“浮客”即游子，诗人自指。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此化用其意。“空留听”是指杜鹃催归，而自己不能归去。过“褒城”便是入蜀境，虽在七盘岭还可闻见褒城鸡鸣，但诗人已经入蜀远别关中了。
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格律已臻严密，但尚留发展痕迹。通首对仗，力求工巧，有齐梁余风。诗人抓住夜宿七盘岭这一题材的特点，巧妙地在“独游”、“高卧”上做文章。首联点出“独游”、“高卧”；中间两联即写“高卧”、“独游”的情趣和愁思，写景象显出“高卧”，写节物衬托“独游”；末联以“浮客”应“独游”，以“褒城”应“高卧”作结。结构完整，针迹细密。同时，它通篇对仗，铿锵协律，而文气流畅，写景抒怀，富有情趣和意境。胡应麟评价这首诗“气象冠裳，句格鸿丽”，的确是有识之言。在初唐宫廷诗坛上，沈佺期是以工诗著名的，张说曾夸奖他说：“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见刘餗《隋唐嘉话》）这未免过奖，但也可说明，沈诗确有较高的艺术技巧。这首诗也可作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