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开头四句着重写浣花女的劳动生活；中间四句写农村男女婚嫁风习；末四句写了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妇女，另一种婚嫁风尚，以及由这种婚嫁风尚带来的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结局。诗中通过农村少女姑娘与爱慕虚荣的城市女子的对比，歌咏了农家少女勤劳、愉快的生活。全诗着墨素淡，语言平浅，是一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
在这首诗中，作者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到浣花溪旁的农家女儿身上，带着一种宁静舒坦的心情观望着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淡朴的欢悦之中，体味着生活浑厚的内涵。全诗十二句，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前两层是对浣花女儿的正面描写。
“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秸煎土茶。”这是写浣花女少小在家时的生活片段。“双髻丫”一句，写浣花女子质朴单纯，不事铅华，带有一种真淳自然的风致，表现出生活中淡雅而未雕饰的自然美。“常随阿母供桑麻，”这是从生活角度对浣花女子朴素自然之美的进一步充实。接下两句是具体写浣花女儿的劳动情景。“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秸煎土茶。”这里摄取的是劳动生活中的一个镜头：夜阑人寂，充满活力的浣花女子正对着窗门摆弄着织机；机旁不远处，豆秸正在地炉中燃烧，煎在炉上的家制土茶散发出了一阵阵清香。炉火影影绰绰地映照出纺织女子在织机咿哑节奏之中那张宁静充实的面孔。这是一个富有情态的主体画面，有形有声，充溢着安然自得的欢乐，不但描摹了浣花女子的生活真实，而且从中透露了作者所品味到的生活真趣。这是诗的第一层。
第二层是写浣花女子长成嫁人的情景。“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是说浣花女儿与邻里男子成婚，彼此家门相对，不须油壁车马远道迎接，就可以过家为妇。其中隐含有李白诗中所写的那种真挚爱情：“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窗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正因为这种爱情的存在，浣花女子才会在这种简朴的婚嫁中感到幸福和欢乐的满足：“青裙竹笥何所嗟？插髻烨烨牵牛花。”这里写浣花女子的朴素淡雅与其所追求的真诚爱情相一致，从而使其本质在人格的和谐之中体现出了高度的审美内涵。“插髻烨烨牵牛花”，这一鲜明形象中不仅包含了浣花女子欢乐的情态，而且表现了其别具一格的美的风韵，同时也暗示了诗人的审美情趣。这是诗的第二层。这一层与前一层相连，把浣花女儿的生活情趣与朴素本质，从外到内作了细致地展示，也为作者进一步表达感情进行了从容的铺垫。
第三层是写城中那些妖艳虚荣的女子。从“浣花女”的诗题来看，这一层似乎带有一些游离的味道，它在形式的衔接上，与前两层出现了错落现象。因而我们只有从诗人的情感上才可以为这一层找到合理的依据正因为诗人在前两层对浣花女子的正面描写之中，从简朴平淡的生活中窥到了深永真淳的自然美的意趣，所以随着诗人在描写中抒发感情的逐渐明朗，他需要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倾向。这一层就是诗人撷取自己所置身的都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页，借以说明自己的思想。与其说是用来与前面对比，倒不如说是作者需要由之来发出自己的议论。“城中妖姝脸如霞，争嫁官人慕高华”，语气中明显带有诗人的鄙薄之情。“争嫁”写世俗的追逐，寓示了追逐着轻薄浮艳的性情；“慕高华”则直接写这种追逐的内在实质，表明了这些“脸如霞”的“城中妖姝”徒有美貌，却在势利的虚荣中湮没了自己的真情。这必然要酿就其生活的悲剧。“青骊一出天之涯，年年伤春抱琵琶。”那些荣华富贵的高官并不看重爱情，常常离家远游，结果只落得这些深闺佳人茕茕空房，在一曲曲幽怨的琵琶声中诉说自己的满腹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琵琶行》一诗中曾塑造了一个“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的商人妇，陆游借以来比喻争慕高华的浮艳女子，正在于说明其晚岁的孤独与凄凉。再将其与前面所写的浣花女儿相对照，就不难理解生活中欢乐与深永的价值，同时也能从中把握诗人感情渐次明朗的脉络。自然这中间浸透了诗人的审美理想。
刘熙载讲：“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见奇，故足令人咀味。”（《艺概·诗概》）《浣花女》中，作者所捕捉的都是些生活中极为寻常、极易见到的东西，因而其在表面上并不见出奇之处。实际上前人七古之作也大多不注重于面相皮毛，而着力于内中贯通于一的气韵，在开阖转折之间显示出天工鬼斧之功力。这首诗在写作上从容叙来，选用的都是些平淡的语言，但“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出语自然老洁”（赵翼《瓯北诗话》），于平和散缓之中，沉淀着丰厚的感受，可以窥到作者的情趣、意趣、理趣。与陆游的爱国诗一样，这首别具一格的作品也有其不容忽视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上片以“薄宦各东西”句开篇，交代了兄弟分离的情况。“薄宦”在这里非谦词，更多的是一种解嘲。朝廷软弱无力，官职空有其名。纵有鸿鹄之志，终也壮志难酬。自己宏图难展，只有“薄宦”小衔而已，虚幻如烟。“各东西”表示他们虽满腹不平，却也要为官出世，颠沛辗转，远行天际。这次分别，他们从此天各一方，纵使亲情再深，也徒有念牵而已。“往事随风雨”句写得比较隐晦，大有往事堪哀不可回首之意。“往事”既有他们相处的时光，更包含他们宦海沉浮的遭际以及北宋倾覆、南宋偏安的全部心酸历史。无论如何，这些都已随雨打风吹去，现实依旧如此。“先自离歌不忍闻”承接黄童的“别泪多于雨”一句而来，季弟的和章写得荡气回肠，直入词人心扉。其中有分别的泪水，有肺腑“四十秋”的情深，有西出阳关的凄凉，有处处思兄的伤心。如此离歌，难怪词人不忍再听。词人与从弟分别却这般凄怆，毫无男子的爽朗、豪迈是时代给他们内心划下的伤痕。身逢乱世，太多坎坷，他们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怨怼都无可排遣，只有两兄弟心有灵犀，倾吐高山流水之音，任世事变迁，有兄弟的鼓励安慰就是仅剩的温存。而现在连这亲情之梦部归于破碎，心中所剩的也只有伤感悲愤了。从此以往，他们只能独自承担生活的压抑，怨受着时间无情的流逝。“又何况，春将自。”再次给这凄楚的氛围平添伤感的色彩。
下片承春自而抒离愁。”愁共落花多”一语双关，既是分离的忧愁，又是人生的困顿。无论哪般，都已是郁结绵长，比落红还要多几分。“人逐征鸿去”，在孤单中渐行渐远，唯余词人一人承受着悲凉，生发“君向潇湘我向秦，后会知何处”的感喟。这句化用了唐代诗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句，“潇湘”在南方，而秦属北地。这犹言兄弟南北分离，天地相隔，再相会不知其期。全词在低婉徘徊中收笔，其中浓浓的愁思依旧飘摇不断。
这首词不同于一般送别词之写景抒情，而以情带景，景物全是由离愁引出，又为离愁所包容。词人以浑厚的笔力将手足之情和分离之谊刻画得深沉、浓重，其字里行间也镌刻上时代的痕迹。既是送别的离曲，也是乱世的挽歌。全词抒情真率深切，笔力也清劲挺拔，语言质朴，格凋幽婉。
这首词咏写皇宫中夜醮后举行盛宴的场景，蕴含着对宋真宗求仙问道以及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全词运用铺叙手法，看似实录，实则褒贬寓于其中，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阕开篇“凤楼郁郁呈嘉瑞”一句直接描写宋真宗迎接祥瑞的情景。“降圣覃恩延四裔”，说明这次降圣节为赵玄朗“降圣”延恩殿一事而打的夜醮礼仪非常隆重，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宋史·礼志》的记载：“休假五日，两京诸州府，前七日建道场设醮，假内禁屠辍刑，听士民宴乐，京师张灯一夕。”接着“醮台清夜洞天严，公宴凌晨箫鼓沸”两句表现祭台道场的庄严肃穆和皇宫宴会的热闹场景。虽然字里行间仿佛只是在进行实录，不包含任何褒贬，只是进行藏头露尾地讽刺揶揄，但是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流露的是对于宋真宗耽于神仙之道的荒唐做法的强烈不满，而这些与史书印证，真宗一朝的政治之弊可见一斑。
下阕进一步描写宫中盛宴。“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是《宋史·礼志》所云降圣节的礼仪的诗意体现：“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降圣节赐宴百官，必须戴上延寿带入宫庆贺。“延寿带”与“保生酒”是降圣节所奉礼仪中所特有的必备之物。“几行鹓鹭望尧云”，形象地写出群臣依班排成行列，像鹓鹭那样进退有序，远瞻天颜的情景。“齐共南山呼万岁”，谓大家一齐山呼万岁，祝皇帝寿比南山，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一国之君臣”尊“圣”而“如病狂”的闹剧。
这首词跟柳永创作的其他四首与“天书”事件有关的《玉楼春》词一样，共同反映出来的是柳永对时政的密切关注，说明柳永早期之作并不限于风情，也有一系列涉及时政进献宫廷之作，这透露出他的希世求进之心，同时他在词中又隐隐地表露他对于当朝的态度：对宋真宗求仙问道的不满，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对当时这种昏聩朝政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