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春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春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春”，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王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衮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三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春”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

　　首二句极写楚都之荒凉。想当年楚地何等博大，楚都何等繁华，楚之君臣何等威赫，而今却“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衬映这古城阙的却只是这连片的坟墓、无边的荒草和野树。这一苍茫的历史感慨不少诗人描写过，李白“吴宫花草埋出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风凰台》）便是典型一例：但在韩愈却有独到喟叹，也直谏获罪，几临杀头，死亡之念时刻袭上心头，拂逆不去。刚出京，便瞩远来的侄孙准备收拾自己的骨殖：“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山道上，不堪惊吓与劳顿的幼女又死了。因而，首句取丘坟这一阴森凄冷的意象，是在吊古的情怀中裹掖着现实的困惑，自伤的意味。丘坟满目，是眼前近景，城阙连云，是辽阔远景，是茫茫宇宙空间，衣冠尽，却是心中情，是感喟，是浓缩的历史的情绪化表现。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乔壁怀古》）造意与此相似，只是取象不同。韩愈在即目所见的空间中看出严峻的时间性，看出人生的短暂与飘忽。历史千载，唯留丘坟。那当年的君臣士大夫都带着他们的功业和追求，走向默默无闻的寂寞，进入无边的荒凉，为这荒草野树所遮掩。这是多么令人脊冷心寒的。而诗人想到自己为了信仰抗颜犯谏，受尽磨难，走向遥遥贬途，将来又什么都不能留下，找不到未来的寄托。字里行间表达了苦涩的悲凉茫然的心绪，感受到那空荡荡没有着落的傍徨情态。城阙连云，从艺术手法看，是小景物作了大景物的坐标，使眼前景更趋逼真贴切，但从感情脉络看，目极天地，正是困惑苦闷的心绪寻求解脱与寄托的寻觅求索。

　　这时，仿佛万籁静寂中一声鸡啼，郁闷窒息中一股凉风，诗人惊喜地发现了一座祠庙： “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他急急上前问询，方知“旧庙屋极宏盛，今惟草屋一区，然问左侧人，尚云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虽一草苴茅屋，诗人却如获得了极大的慰安而心花怒放了。楚昭王当年曾击退吴国入侵，收复失土，这一功德千百年后仍为人所缅怀，享受祭祀。而自己“欲为圣朝除弊事”之举正是为天下人民免除愚昧和苦难，显然，诗人从茅屋祀昭王中悟出了事业的真谛、生命的价值与归宿。初起的彷徨悲凉为之一变，恢复了自信，增强了九死不悔的决心。

　　整首诗写出荒凉的感觉而又意味深长。其中“城阙连云”是想象之境，想象昔年楚国盛世，而今却只剩下“草树荒”；末尾“一问茅屋”四字，更极尽盛衰之慨。然而屋宇虽小，后人追缅情怀并未衰绝。末句颇有风致。抚今追昔，再亲临其地凭吊，恐怕更别有一番况味了。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开头两句，描绘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色。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以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纷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典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足以遮目，所以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典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天气，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纷”，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过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语言。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诗人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诗人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依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首二句尽管境界阔远渺茫，其实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并没有沉溺在离别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慷慨激昂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劝慰。说“莫愁”，说前路有知己，说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之心志。据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未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传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知己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其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身世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