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中的“杜拾遗”,即杜甫。岑参与杜甫在公元757年(至德二年)至758年(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诗人悲叹自己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
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诗人连续铺写“天仗”“丹陛”“御香”“紫微”,表面看,好像是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却使读者看到另外的一面:朝官生活多么空虚、无聊、死板、老套。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趋”(小跑)入朝廷,分列殿庑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兴利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的收获就是沾染一点“御香”之气而“归”罢了。“晓”、“暮”两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
五、六两句,诗人直抒胸臆,向老朋友吐露内心的悲愤。“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这两句中,“悲”字是中心,一个字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神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
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阙事,指缺点、过错。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真是这样,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羡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阙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以为“无阙事”,拒绝纳谏。正因为如此,身任“补阙”的诗人见“阙”不能“补”,“自觉谏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感慨“衮职曾无一字补”(《题省中壁》)、“何用虚名绊此身”(《曲江二首》),是语异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他是看出岑诗中的“潜台词”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笔法,寓贬于褒,绵里藏针,表面颂扬,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使人有寻思不尽之妙。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上朝时齐步同登红色台阶,分署办公又和你相隔紫微。
早晨跟着天子的仪仗入朝,晚上身染御炉的香气回归。
满头增白发悲叹春花凋落,遥望青云万里羡慕鸟高飞。
圣明的朝代大概没有错事,规谏皇帝的奏章日见稀微。
注释
联步:同行。
丹陛:皇宫的红色台阶,借指朝廷。
曹:官署。
限:阻隔,引申为分隔。
紫微:古人以紫微星垣比喻皇帝居处,此指朝会时皇帝所居的宣政殿。中书省在殿西,门下省在殿东。
天仗:即仙仗,皇家的仪仗。
惹:沾染。
御香:朝会时殿中设炉燃香。
鸟飞:指诗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志向。
阙事:指错失。
自:当然。
谏书:劝谏的奏章。
诗题中的“杜拾遗”,即杜甫。岑参与杜甫在公元757年(至德二年)至758年(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诗人悲叹自己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
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诗人连续铺写“天仗”“丹陛”“御香”“紫微”,表面看,好像是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却使读者看到另外的一面:朝官生活多么空虚、无聊、死板、老套。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趋”(小跑)入朝廷,分列殿庑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兴利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的收获就是沾染一点“御香”之气而“归”罢了。“晓”、“暮”两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
五、六两句,诗人直抒胸臆,向老朋友吐露内心的悲愤。“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这两句中,“悲”字是中心,一个字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神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
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阙事,指缺点、过错。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真是这样,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羡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阙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以为“无阙事”,拒绝纳谏。正因为如此,身任“补阙”的诗人见“阙”不能“补”,“自觉谏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感慨“衮职曾无一字补”(《题省中壁》)、“何用虚名绊此身”(《曲江二首》),是语异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他是看出岑诗中的“潜台词”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笔法,寓贬于褒,绵里藏针,表面颂扬,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使人有寻思不尽之妙。
题为菊,但通篇不用一个菊字,但句句写菊。
“王孙莫把比蓬蒿”,蓬蒿是一种野生草,个头较高,从外形看,与菊苗太大的差别,养尊处优的公子王孙们,是很容易把菊苗当作蓬蒿的。作者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训斥王孙公子“菊草不分”。其实这是鄙视他们不识人才。下一句就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了。
“九日枝枝近鬓毛”,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重阳节,这一天,我们的先人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囊,把菊花插戴于鬓上。这第二句是说,菊苗到了重阳节,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与蓬蒿有了本质的区别。你看,一枝又一枝的菊花插在大家的鬓发间。请问:有乱插蓬蒿的吗?哈哈没有。这第二句,作者作为菊花是多么自豪啊,人们终于认识到它的价值。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着重处,集中地写了菊的高洁气质和高尚品格。
“露湿秋香满池岸”,寥寥七字,写秋天早晨景象: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明艳可爱;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菊花独具的神韵风采,跃然纸上。在这里,“湿”字很有讲究,让人想见那片片花瓣缀满露珠,分外滋润,分外明丽。“满”字形象贴切,表现出那清香是如何沁人心脾,不绝如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菊花特有的形象,也感受到了菊花和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交织融合所产生的魅力。
诗人在描写了菊的气质以后,很自然地归结到咏菊的主旨: “由来不羡瓦松高”。瓦松,是一种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处的植物。初唐崇文馆学士崔融曾作《瓦松赋》,其自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上……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瓦松虽能开花吐叶,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桐君(医师)莫赏,梓匠(木工)难甄”。作者以池岸边的菊花与高屋上的瓦松作对比,意在说明菊花虽生长在沼泽低洼之地,却高洁、清幽,毫不吝惜地把它的芳香献给人们;而瓦松虽踞高位,实际上“在人无用,在物无成”。在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赋予它以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思想品质。“由来”与“不羡”相应,更加重了语气,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气节。这结尾一句使诗的主题在此得到了抉示,诗意得到了升华。
咏物诗不能没有物,但亦不能为写物而写物。纯粹写物,即使逼真,也不过是“袭貌遗神”,毫无生气。此诗句句切合一菊字,又句句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
此诗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非常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并没有好的结果。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诗中虽未明言关西老将会有如此悲剧的遭遇的原因,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诗中,作者写到“长安少年”、“陇上行人”、“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写到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呜咽的笛声,悲怆的将士,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在十句诗中,作者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苏轼这期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有悼亡之作。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苏轼的这首悼亡之作与前人相比,它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虽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
开头三句,排空而下,真情直语,感人至深。“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隔,死者对人世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也是同样的。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不思量,自难忘”,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怀。因为作者时至中年,那种共担忧患的夫妻感情,久而弥笃,是一时一刻都不能消除的。作者将“不思量”与“自难忘”并举,利用这两组看似矛盾的心态之间的张力,真实而深刻地揭示自己内心的情感。十年忌辰,触动人心的日子里,他不能“不思量”那聪慧明理的贤内助。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难以遏止。于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华年早逝,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极为沉痛。抹煞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情语,极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凄凉无助而又急于向人诉说的情感,格外感人。接着,“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四十岁,已经“鬓如霜”了。明明她辞别人世已经十年,却要“纵使相逢”,这是一种绝望的、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悲痛,而又无奈的,表现了作者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
苏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述了“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而此词写得如梦如幻,似真非真,其间真情恐怕不是仅仅依从父命,感于身世吧。作者索于心,托于梦的确实是一份“不思量,自难忘”的患难深情。
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开始“记梦”。“夜来幽梦忽还乡 ”写自己在梦中忽然回到了时常怀念的故乡,在那个两人曾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相聚、重逢。“小轩窗,正梳妆。”那小室,亲切而又熟悉,她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扮。作者以这样一个常见而难忘的场景表达了爱侣在自己心目中的永恒的印象。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正是东坡笔力奇崛之处,妙绝千古。“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之胜,全在于此。别后种种从何说起,只有任凭泪水倾落。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溶入了梦中,使这个梦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
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回到现实上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世、难舍亲人,而柔肠寸断。推己至人,作者设想此时亡妻一个人在凄冷幽独的“明月”之夜的心境,可谓用心良苦。在这里作者设想死者的痛苦,以寓自己的悼念之情。东坡此词最后这三句,意深,痛巨,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特别是“明月夜,短松冈”二句,凄清幽独,黯然魂销。这番痴情苦心实可感天动地。
这首词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现方法,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