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蜀葵花歌》是岑参七言歌行的代表作。岑参擅长七言歌行，他的歌行不用乐府旧题，而是自立新题，通过语句长短和押韵形式的灵活变换，使诗歌产生多样化的节奏和蓬勃动人的旋律。

　　诗歌的前四句“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通过夸张对比的方法，极言光阴流逝的快。一个“好”字和“老”字，突出了盛衰无常，光阴难再的亘古之理。

　　接下来，“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花落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由花想到人，花开不能长久，人有限的少年时期更是匆匆易过。由此诗人发出感慨”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

　　在诗人岑参生活的盛唐时期，种种社会矛盾已经显露出来，诗人有怀抱家国的抱负，但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一直未获大用的他，对自己功业无成一直怀着无限的悲痛之情。因此有些诗，被罩上了浓浓的悲感。这首《蜀葵花歌》虽然节奏明快，旋律动人，但读完还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诗人对光阴难留的慨叹和自己在迅疾的光阴中不能有所成，只能以酒浇愁，借酒自勉。

　　虽然如此，但诗人并不气馁，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依旧可以看出他还是那个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诗人。

　　秣陵怀古，光看题目，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可纳兰性德不然，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后来统治全国，迁都北京，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

　　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山色江声共寂寥”，秦淮自古繁华地，这里江山险要，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诗人眼前是秣陵，但思绪所及，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树晚萧萧”的联想，晚风吹过明皇陵，只有树叶微微作响，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 “中原事业如江左”，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即所谓的“中原事业”，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江左”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荒淫逸乐，民不聊生，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如”字，将看似对立的“中原”与“江左”等同了起来。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芳草何须怨六朝”。以“芳草”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如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王安石《桂枝香》“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等皆是。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可见，在他眼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纵横万里，上下千年，虚实相映，写景和议论相结合，寓兴亡于山色夕阳、江涛草树之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

　　词为羁旅途中思念情人之词。全篇善于铺陈叙事，如数家常般把离别相思之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直抒胸臆，感情真挚。

　　词作从“梦觉”写起，说窗风吹息寒灯，夜雨频滴空阶，可知并非天亮觉醒，而是夜半酒醒。其间，于“灯”之上着一“寒”字，于“阶”之上着一“空”字，将当时所见、所闻之客观物景，染上了主人公主观情感色彩，体现了主人公凄凉孤寂之心理状态。而“那堪”、“又”，又及“频”，层层递进，又便得主人公当时的心境，倍觉凄凉孤寂。接着，主人公直接发出感叹：“嗟因循、久作天涯客”。这是造成凄凉孤寂心境的根源。因为久作天涯客，辜负了当时和佳人的山盟海誓，从前的欢会情景，在这个夜里一下子都变成了忧愁与凄戚。至此，主人公心中之情思，似乎已经吐尽。

　　词作第二片，由第一片之“忧戚”导入，说“愁极”，十分自然地转入对于往事的“追思”。所思佳人，由“饮散歌阕”句来看，可知是一位待宴歌妓。从“再三”、“几度”句中可以体会出来，两人之互相爱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期，由此可见，主人公夜半酒醒时为什么这样的忧戚。

　　第三片由回忆过去的相欢相爱回到眼下“天长漏永”，通夜不眠的现实当中来。“无端自家疏隔”，悔恨当初不该出游，这疏隔乃自家造成，然而内心却甚感委曲。因此，主人公又设想两人相聚之时，他就要低垂的帏幕下，玉枕上，轻轻地向她详细述说他，一个人在此是如何地夜夜数着寒更，默默地思念着她。至此，主人公的情思活动已进入高潮，但作者的笔立刻煞住，就此结束全词。

　　从谋篇布局上看，第一、二片，花开两枝，分别述说现在与过去的情事；至第三片，既由过去回到现在，又从现在想到将来，设想将来如何回忆现在，使情感活动向前推进一层。全词三片，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多层次、多姿态地展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情思活动，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这首《韩干马十四匹》则是七古中的题画名篇这首诗前十二句分写十六匹马（诗题为十四匹，有意），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错落有致。写了十六匹马，然后点题。第十三句“画马真是马”，得马之神，是对韩干的高度赞同。第十四句是自赞，作者对自己的诗作充满了信心。作者自赞之意在引出末二句议论：世无伯乐、韩干，则虽有韩干画马之才，虽有为韩干画马之才之人题诗传神之功力之人，亦将无所得其用，可作多种联想。

　　诗题标明马的数目，但如果一匹一匹地叙述，就会像记流水帐，流于平冗、琐碎。诗人匠心独运，虽将十六匹马一一摄入诗中，但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变化莫测。先分写，六匹马分为三组。“二马并驱攒八蹄”，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一组。“攒八蹄”，再现了“二马并驱”之时腾空而起的动态。“二马宛颈鬃尾齐”，也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二组。“宛颈”，指曲颈。“鬃尾齐”，写了二马高低相同，修短一致。诗人抓住这两个特点，再现了二马齐步行进的风姿。“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两句各写一马，合起来是一组。“任”，用的意思。一马在前，用前腿负全身之重而双举后蹄，踢后一匹；后一匹退避，长声嘶鸣。大约是控诉前者无礼。四句诗写了六匹马，一一活现纸上。

　　接着，诗人迅速掉转笔锋，换韵换意，由写马转到写人，以免呆板。“老髯”二句，忽然插入，出人意外，表面上与题画马的主题无关。方东树认为这两句是“议”（议论），而不认为是“写”（描写），看作表现了“闲情逸致”的“文外之文”，离开了所画马的本身，这都不符合实际。至于这两句在章法变化上所起的妙用，他讲得很中肯；但实际上，其妙用不仅在章法变化。第一、只要弄懂第三组所写的是前马踢后马、后马退避长鸣，就会知道“奚官”之所以“顾”，正是由于听到马鸣。一个“顾”字，写出了很多东西。第二、“前身作马通马语”一句，表面上是“议”，但其实，“前身作马”，是用一种独特的构思，夸张地形容那“奚官”能“通马语”；而“通马语”是特意针对“一马却避长鸣嘶”说的。前马踢后马，后马一面退避、一面“鸣嘶”，“奚官”听懂了那“鸣嘶”的含义，就对前马提出警告。可见“通马语”所暗示的内容也很丰富。第三、所谓“奚官”，就是养马的役人，在盛唐时代，多由胡人充当。“老髯”一词，用以描写“奚官”的外貌特征，正说明那是个胡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老髯奚官骑且顾”一句中的那个“骑”字，指出“奚官”的胯下还有一匹马。就是说，作者从写马转到写人，而写人还是为了写马：不仅写“奚官”闻马鸣而“顾”马群，而且通过“奚官”所“骑”，写了第七匹马。

　　以上两句，把画面划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又以“奚官”的“骑且顾”，把两大部分联系起来，颇有“岭断云连”之妙。所谓“连”，就表现在“骑”和“顾”。“奚官”所骑，是十六马中的第七马，它把前六马和后九马连成一气。“奚官”闻第六马长鸣而回顾，表明他原先是朝后看的。之所以朝后看，就因为后面还有九匹马，而且正在渡河。先朝后看，又闻马嘶而回头朝前看，瞻前而顾后，整个马群，都纳入他的视野之中了。

　　接下去，由写人回到写马，而写法又与前四句不同。“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八马饮水，微流吸入唇吻，发出汩汩的响声。一个“后”字，确定了这八匹与前七匹在画幅上的位置：前七匹，早已过河；这八匹，正在渡河。八马渡河，有前有后，于是又分为两组。“前者既济出林鹤”，是说前面的已经渡到岸边，像“出林鹤”那样昂首上岸。“后者欲涉鹤俯啄”，是说后面的正要渡河，像“鹤俯啄”那样低头入水。四句诗，先合后分，共写八马。

　　“最后一匹马中龙”一句，先叙后议，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周礼·夏官·庾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说这殿后的一匹是“马中龙”，已令人想见其骏伟的英姿。紧接着，又来了个特写镜头：“不嘶不动尾摇风。”“尾摇风”三字，固然十分生动、十分传神；“不嘶不动”四字，尤足以表现此马的神闲气稳、独立不群。别的马，或者已在彼岸驰骋，或者即将上岸，最后面的，也正在渡河。而它却“不嘶不动”，悠闲自若，就因为它是“马中龙”。所谓“蹄间三丈是徐行”，不担心拉下距离。

　　认为“据公诗马十四匹”的王文诰，既没有发现“奚官”所“骑”的那匹马，又搞混了这“最后一匹”马。他说：“此一匹，即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其实，从句法、章法上看，这“最后一匹”和“后有八匹”是并列的，不能说它是“八匹之一”。

　　十四匹马逐一写到，还写了“奚官”，写了河流，却一直未提“韩干”、也未说“画”。形象如此生动，情景如此逼真，如果始终不说这是韩干所画，读者就会认为他所写的是实境真马。然而题目又标明这是题韩干画马的诗，通篇不点题，那是不妥的。所以接下去便点题。归纳前面所写，诗中得出了“韩生画马真是马”的结论。“画马真是马”，这是对韩干的赞词。而作者既赞韩生，又自赞，公然说：“苏子作诗如见画。”到下面两句，才表明作者之所以既赞韩生又自赞，是为全诗的结尾作铺垫。韩生善画马，苏轼善作画马诗；从画中，从诗中，都可以看到真马，看到“马中龙”。可是，“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意思是，世间没有善于相马的伯乐和善于画马的韩干，连现实中的骏马都无人赏识，又何况是画中的马、诗中的马。既然如此，韩生的这画、苏轼的这诗，还有谁去看呢？两句诗收尽全篇，感慨无限，意味无穷。

　　全诗只十六句，却七次换韵，而换韵与换笔、换意相统一，显示了章法上的跳跃跌宕，错落变化。

　　这首诗的章法，前人多认为取法于韩愈的《画记》。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都这样说。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首诗穷极变化，不可方物，更多的是受了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的启发。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