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写出了太阳未出时山城在雾中的特有景色；颔联写雾消天晴之景；颈联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尾联从物写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抒发了诗人对自然风光和农家生活的喜爱之情。全诗写景生动，状物细致，写作手法含蓄，用语极工稳。
此诗第一句是拗体，点明刚出郊时的情况，太阳要出还没有出，第二句写满天大雾，以致城都隐在雾里看不见了。这个“失”字用得很活。这里写的景色就像杜甫写的“孤城隐雾深”，但炼成“雾失江城”就不落套，而这个“失”字，正是从杜诗归云拥树失山村”学来。“雨脚微”是写大雾像细雨一样，这两句写出山城的特有景色，实际这是天晴的前兆。
三四句写雾消天晴。苏轼《新城道中》云：“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三四两句较苏诗要凝炼曲折一些，每句都作两层，把静物写活了，即所谓拟人化。“天忽作晴”把天晴当作有意识的行动，“忽”字对上句“雨脚”来的，原来是作雨，忽然又“作晴”了，四山原来被雾幔遮住，现在山都把帘幔卷起来了。第四句，天虽然晴了，但许多云还未散去，还要故意作态，那些山石上还没有散掉的云就像人披件衣服似的唐人包贺诗：“雾是山巾子，船为水极鞋。”纯粹是打油腔。而这里写成两层，把云和石都写活了，远非“山巾子”之喻所能比拟。这一联写的是大处远景。
五六句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而“语”是听得，“飞”是看见。“烟村南北”写行中所见，村南听到，村北也听到，那末“出郊”的行动自在其中“麦垅高低”是山城近郊特色，表现地势不平。黄鹂紫燕的活动乐在其中，而在这里作者仍在衬托人的乐趣。农历二月二日春耕已开始，一早耕罢放牧归村，景色如画，使人想起唐人许多写牧童的诗句，如崔道融《牧竖》：“牧竖披蓑笠，逢人气做然。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后几句写出一幅农家乐图。
七律中间两联易见精采，而尾联难于中间，首联尤难。此诗顺序而下，极有层次。第一联写初出郊时，大雾如雨，连城池都看不见了。三四两句写天忽放晴后四山的景色，这一联是从大处远处着眼，天云、山石，都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而每句都是两层意思的复句，两句句法相对而意思相联，上句写山卷幔，应该云雾尽失，下句写云却留恋不去，那个“犹”字很用力，和“忽”字对得极工稳。律诗中间两联应有变化，这五六两句虽然也有烟村、麦垅、黄鹂、紫燕四种东西，但各为单句。这两句作者的视线从远处收到近处，从大的东西收到小的，从静物写到动物。在天晴之后，看到一片生机。结尾又从物收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作者没有直接说自己的感受，但是从笔下自然流露出一种热爱郊外人物的艳羡之情。
这首诗以写景生动细致见长，和《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那种横眉怒目气壮山河的诗风，恰成对照，可以看出诗人触景生情，风格是多样的。
此词写饮酒，充满醉语。醉语多为醒言，它曲折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是此首小令的“关窍”所在。
白朴的这首小令表现了不思自思、欲罢不能的那样一种格外强烈的兴亡之慨、感伤意绪。“长醉”、“不醒”两句，表面上好像在说：醉处梦中，无忧无虑，一切都可以弃之脑后，“今觉而昨非，得意而忘言”，似乎作者大彻大悟了。然而，其中更含着作者内心深深的隐痛：醉也好，睡也好，毕竟有时有限，人生毕竟醒时多，醉时少，醉中“无碍”醒时“碍”，梦中“无思”醒来“思”，说是“无碍”，道是“无思”，恰恰说明“心病”正在于此。两句开头语便透露出作者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理状态。
“糟腌”以下三句，连用三个同意词发语，即“糟腌”、“醅渰”、“曲埋”，好似将一切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虹霓之志都否定了，更愿千古兴亡、世事沧桑也随着一醉而同归泯灭。曲中透露出一个原来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同时对千古兴亡无限感慨的人物。然而江山依旧，人世瞬变，作者在国仇家恨面前感到了一种失望；泪痕犹在，心底成灰，于是则寄情于酒，以期腌掉、渰没、埋去所有的牵挂，一切的搅扰。有道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愈是想要摆脱的东西，它愈是要袭上心头。纵然是用许多的杯中物来“腌”、来“渰”、来“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字里行间，语意情味，都揭示出作家对建功立业、家国兴亡以及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耿耿于怀，拳拳在念。明人孙大雅为白朴《天籁集》作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孙序此说，倒颇中白朴作品肯綮，揭示出白朴玩世滑稽背后深藏着的无限凄楚苍凉的意绪。从白朴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兴亡事是时时挂怀的：“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万行。”（《沁园春·保宁佛殿即凤凰台》）这是白朴居建康时的作品。几乎同时写的《夺锦标》，更是发出“新亭何苦流涕，兴废今古同”的悲叹。就是在他年轻时游淮扬，也同样写出调子十分低沉的词作：“谩今宵酒醒，无言有恨，恨天涯远。”（《水龙吟·题丙午秋到淮扬途中值雨甚快然》）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两句既是全曲的思想总结，又是点睛之笔。不能简单地认为作者在这里是嘲笑屈原之“非”，而仅仅肯定陶潜之“是”。这分明是作者一如全曲的声情口吻，是愤语，是苦语，亦可以说是反语。即赞扬屈子、陶公的不肯同流合污。表面上看将屈、陶分开来，一“是”一“非”，一为“知音”，一为“不达”，殊不知不求显达而作隐逸君子并非作者本心本意，如上文所作的分析，作者处于入世和出世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是非界限有时是倒置的，即是所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中吕·阳春曲·知几》）。这种貌似旷达，实含酸痛的曲语，正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不仅是白朴，其他元散曲作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些作品，如不将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是不容易看出它们有什么积极的思想因素来的。王季思先生说：这类作品“在消极表现中即含有积极因素，未可一笔抹杀。”（《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戏语并非戏语，而是痛语，狂语，亦可看作是隐语。“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如此去看，白朴此曲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有趣的是白朴于酒上并不很贪恋，他曾在《水龙吟》之一序中说：“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仆饮量素悭，不知其味，独闲居嗜睡有味，因为赋此。”可见他的“自饮”也好，“劝饮”也罢，都是为求“嗜睡”，为求忘忧不醒，此中苦涩哀痛，令人黯然，这也是理解白朴“劝饮”曲意的一个很好的注脚。“饮量素悭”且又“不知其味”的人大倡纵酒，有几分滑稽，而滑稽背后便是无尽的哀痛。
从写法上来看，这首小令篇幅很小，内涵又是非常的丰富，它耐咀嚼，有意味，格调别致，韵致独出。作者紧紧围绕着“劝饮”的题意，劈头就触及了题旨。先说“长醉”的好处，即是“劝”；继而说明为什么要“劝”，无非是为了忘忧，将功名事、兴亡事、凌云壮志一古脑都抛掉了，以求内心之平和；最后是评论屈原、陶潜的“是”与“非”，仍然紧紧扣在“饮”字上，全曲层次分明，叙议有致，一气呵成，浑然无缝。看似随意之作，实则皆明心迹，完全是有感而发。明人贾仲明挽白朴词云：“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天一阁本《录鬼簿》）这个评语不仅适用于白朴剧曲，也适于其散曲创作。闲而不闲，意在曲外，这正是白朴的高明之处。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白朴曲“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风骨磊磈”，是说白朴身世遭逢，幼经战乱兵燹，胸中有无限积郁；“词源滂沛”，是指白朴之曲造语多变，遣词丰富，拈句自如；“若大鹏之起北溟”等语则是状白曲的气势。白朴作品历来被视为绮丽婉约一派，所谓“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然这首小令却别出机杼，极饶自然朴素之趣。通篇如喷涌而出，不乏巧凿，却一丝痕迹不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整齐的对偶句式，生动自然。“糟腌”、“醅渰”、“曲埋”六字，同一意思，用词各别，形成一组排比句式，避免了重复的感觉，同时语言简易、浅显，富于口语感。“不达”二句，将“不达”前置，便在形式上列出了一双工对的句子；夸张的修辞手法，给人以形象的启迪，平增无限机趣；虽是口语声吻，又处处合于规矩，音韵流畅而富于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总之，白朴此曲表述的思想是深刻的、哀痛的，而表现形式则是浅显的、达观的。构思巧妙，用心良苦，写来全不费踌躇，在绮丽婉约之外又别开生面，堪称白朴曲中珍品。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这首诗共十七句，有四层意思，层层相接，旋萦递进，依次写来。
开头“东风”以下四句，写长安城初春景象。东风吹拂，宫苑草绿，殿楼生春，柳色半青，萦烟袅娜，拂城似锦，好一派欣欣向荣的境界。诗人描绘意境，充分利用了自然界的色彩，如绿草、紫殿、红楼、柳青等，构画了色彩斑烂的初春景象；“绮城”句一出，满城春色，尽收眼底。诗人又用以拟人手法，写得春情洋溢，如风绿春草、殿楼觉好、烟柳拂城等，动人心扉，倍感真切。
接下“垂丝”五句，写新莺春声。垂柳挂柱，莺鸟和鸣，春风知情，卷声入云，万户皆春声，好一番春日声情。诗人依题写意，开头写柳色初青，接写新莺百啭，由境出莺，莺境相合。前是绮城春景，后是万户春声，声景相融，此番意境，有画有音，有光有响，即声色并举。诗人写新莺百啭，声情结合，以情写声，如好鸟和鸣，间关早得春风之情，春风知情，将鸟声撒向万户，万户皆春声。人鸟春声，皆因情生，动人之处，在于声情相融。
“是时”以下六句为第三段，写皇帝出游。五云垂晖，太平之象；皇帝出宫，仗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徐行；始看鹤舞，继听新莺，呈现出一副龙仪非凡的游春气派。既然是奉诏侍赋，少不了对帝王的称颂。诗人没有直接写帝王本人如何仪态非凡，而是采取烘托的笔法，描述皇帝春游的隆重仪止和心兴。五云垂晖，日转绕花，看鹤听莺，令人感到皇帝仪同天日，兴同世人，而不失尊贵高雅之趣。
最后一段两句，写莺绕宜春苑，扣题作结。皇帝听莺，新莺知情，飞绕林苑，愿把自己的歌声汇入肃然高雅的箫笙之乐。
全诗四段，诗意衔接细密，始有柳烟拂绮城，继有垂丝百尺挂雕楹；前有春风卷声入云，万户春声，后有五云垂晖，君王春游心动；上有听莺鸣啭，下有新莺飞绕，诗意衔接，丝丝人扣，层层相生，如行云流水，自然晓畅，表现了诗人巧妙的构思和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