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价和赞扬了前人的多种碑帖，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称颂孙莘老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写怍方法上，主要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并在叙述和议论中尽可能运用一些比喻，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形象。
诗的前八句赞扬王羲之、颜真卿、徐家父子、李斯、李阳冰等书法大家的碑帖。据吴兴的史料记载，墨妙亭中收藏的碑目不下几十种。这里只是举比较突出的，也是诗人比较喜欢的几种作例子。一、二句说，王羲之用茧纸书写的《兰亭序》的真本，已为唐太宗殉葬，被埋进昭陵了，但他遗留下来的墨述还是像“龙跳天门”一样，笔力造劲矫健。三、四句说，颜鲁公的书法学古不泥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他写出来的字有如秋鹰一样，笔力瘦劲。《书苑菁华》中说：“凡书通则变，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颜真卿等，皆得法后自变其体，若执法不变，号为奴书。”颜书不为古法所限，敢于突破唐初的墨守成规，”创新的风格，苏轼对这一点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苏轼早年学二王，晚年学颜真卿。他对王羲之、颜真卿是很佩服的。这两句诗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五、六句赞扬徐浩父子，认为他们的字锋棱藏在笔画中，有很强的力度感。七八句说，李斯的《峄山碑》虽然原碑焚毁了，但还有后人传划刻的，规范还在；他的笔法还破千年以后的李阳冰继承下来。从以上二列举的几种碑帖看，诗人显然认为，中国的书法，是有继承有发展的。
“杜陵评书瘦硬”以下四句，诗人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句。诗人不赞同杜甫的这个见解。他说：这个观点不公允，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别人的书法。高个、矮个，胖的、瘦的，各有各的神态，就像体态丰腴的杨玉环和苗条瘦弱的赵飞燕一样，各有各的风姿，谁也不敢说她俩哪个长得不漂亮。在这里，诗人明确主张：书法艺术的风格应该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
“吴兴太守真好古”以下八句，赞扬孙莘老建造墨妙亭一举。诗人写道：这位吴兴太守是个真正喜欢古人墨迹的人；他把那些残缺不全的碑都买下或摹写证缣缯上。亭中摆放着刻作龟形的碑座，墙上挂着的字迹，像古代传说中的螭一样奇形怪状；空斋中白天都显得非常寂静，只能听到敲打石碑时发出“登登”的响声。这些雄奇的墨迹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亲朋好友之间都夸奖王莘老做了一件好事。他给我写信要求我作一旨诗，并且要我书写好。为此，我才用粟尾笔把它书写往剡溪纸上。这两句点题。
最后四句以慨叹作结。诗人引王羲之的话说：“后世之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以前的人一样；人生百岁，如风前之灯，转眼会成为过去。将来人们回忆起我们今天为墨妙亭题诗作书一事，就会像当年刘禹锡登洛中寺北楼回忆秘书监贺知章一样，对他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恨不能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以便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这些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此诗先说自己老了：“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这两句写老相写得好，特别是后一句说自己肌肤松弛也不再丰满了，这话少见有人道出。后面是写儿子不中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总写一笔五个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下面分写：“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而懒惰无比。“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阿宣是老二，行将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这里语意双关，到了“志学”的年龄而不志于学。“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雍、端两个孩子都十三岁了，但不识数，六与七都数不过来。“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通子是老五，快九岁了，只知贪吃，不知其它。“垂”与前“行”义同，都是将近的意思。“但觅梨与栗”这里用了“孔融让梨”的典故。《后汉书·孔融传》注引孔融家传，谓孔融四岁时就知让梨。而阿通九岁了却是如此，可见蠢笨。作者将儿子一一数落了一番后，感到很失望，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两句意思是：假若天意真给了他这些不肖子，那也没有办法，还是喝酒吧。
这首诗写得很有趣。关于它的用意，后代的两个大诗人有很不相同的理解。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黄庭坚。杜甫的意见是认为《责子》此诗是在批评儿子不求上进，而黄庭坚予以否认。诗题为“责子”，诗中确实有对诸子责备的意思，作者另有《命子》诗及《与子俨等疏》，对诸子为学、为人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陶渊明虽弃绝仕途，但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脱离文明、放弃对子女教育的责任，他还有种种常人之情，对子女成器与否的挂虑，就是常情之一。杜甫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此诗的。但是，杜甫的理解又未免太认真、太着实了些。批评是有的，但诗的语句是诙谐的，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在教训，而是出以戏谑之笔，又显出一种慈祥、爱怜的神情。可以说，儿子的缺点都是被夸大了的，漫画化了的，在叙说中又采用了一些有趣的修辞手法，体现出作者下笔时的那种又好气、又好笑的心情。这是带着笑意的批评，是老人的舐犊情深。这样看来，黄庭坚的体会又是颇为精妙的。
用诗来描写儿女情态，首见左思《娇女诗》，唐代不少诗人都写有这方面作品，陶渊明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对诗歌题材的扩大及日常化是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的。
若依吴熊笼考证，那么这首《玉楼春》乃是谀圣词。
北宋真宗时期，对辽作战失利，为掩饰澶渊之盟的耻辱，宋真宗编造了“天书”降世的谎言。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称“圣祖”赵玄朗将于十月二十四日“降圣”延恩殿。是日，宫中通宵夜醮，真宗亲临道场，迎候圣祖，并恭听了真君的秘训。
词的上片铺写夜醮场面，结构紧凑，气氛热烈。“昭华夜醮连清曙”，仙乐自夜达晓鸣奏着。“金殿霓旌笼瑞雾”，宫殿里飘扬着各色旗帜。“九枝擎烛灿繁星”，晚上燃起蜡烛，烛光灿烂如繁星，极言场面之大。“百笼焚香抽翠缕”，百笼香抽出一缕缕的青烟。
下片写真宗亲临道场。“香罗荐地延真驭”写道场的奢华场景，“香罗”铺地，以待真君驾临。“万乘凝旒听秘语”写天子恭听真君秘训，其中“凝旒”这个词用得极好，写出了真宗的严肃恭敬。“卜年无用考灵龟”两句祝颂国祚与天地共长久，乃谀圣词必不可少的套话。
“天书”事件后，向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者络绎不绝，这也造成了北宋科举史上的特例，那就是在正常的礼部考试外另辟因献颂而赐第的“蹊径”。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前后至少举行过四次。柳永科场失意始于真宗朝，在急于仕进而又屡遭黜落的情况下，进献《玉楼春》这类谀圣词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若依薛瑞生考证，则这首《玉楼春》是首讽刺词，其词明写汉武帝，实则暗讽宋真宗。
也许是反讽之意太过明显，故词中多用《汉武帝内传》中的典故。“九枝擎烛灿繁星”二句出自《汉武帝内传》：“燔百笼香，燃九微灯，以待西王母 ”；“香罗荐地延真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以紫罗荐地”；“万乘凝旒听秘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帝乃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柳永在真宗与章献刘皇后执政的三十二年屡试不中，到了仁宗执政之初即一试二中，这其中原由可能与柳永对真宗佞道多有微辞有关。其时柳永方二十余岁，年轻气盛，又尚未出仕，无进退之忧，就如这首《玉楼春》，对真宗佞道之腹诽见之于文字间。
题名《游金山寺》，实际上写的是游金山。金山在江苏镇江西北长江中（现已与南岸相连），所以首句说“苍波万顷孤岑矗”。金山并不太高，但因是突兀的矗立在水面上，故显得很高。第二句“天竺”指杭州天竺山，山上寺庙颇著名。以它来比金山，略照应寺。此二句写金山寺地势雄奇壮伟。三四句则驰骋想象，写作者登高的豪兴。金山最高处有金鳌峰，作者登上鳌头，酾酒临江，满饮三杯，顿觉豪情喷涌，逸性遄飞，仿佛自己的壮气海量，犹如巨大的神鳌，能够吸尽一江碧绿的江水，这里，作者联想神奇丰富，极度夸张而又不悖事理。其自谓效颦东坡，就豪气而言，亦差可比拟。
从作者对风景的礼赞立场来看，他这番“游金山寺”较为特别，乃纵舟巡江，眺望观赏，而无意入寺随喜。下片即叙及自身的游况。金山高峙，倒影落在水面，黝黑沉邃，深不可测。江风骤起，波涛大作，水石相激，浪峰竟如高屋一般掀上落下。诗人的奇想又与寻常不同：这该不是水底的蛟龙担心游人燃犀窥觑，而故意兴风作浪吧？这虽是实景下的联想，却也隐含金山寺为藏龙卧虎、鲸呿鳌吞之地的意味。金山寺风光的壮丽雄伟，感染了诗人，激发了他快游江山的豪情。所以纵然风急浪高，归棹纷纷，他却并不急于回家，而是任舟船在夕阳下继续飘荡。末句表流连的原因是“待偿我平生不足”。这里的不足，指的是豪旷的情兴与快意的游历。平生的不足都可于此时此地得到补偿，这就总结出了金山寺风光的非凡魅力。
这支小令选择了典型的画面，浓墨重彩，气象豪纵；奇景快游，相得益彰。全曲八句始终将金山寺同寺下的长江结合在一起，这同他游览的方式有关，却也因此借得了大江雄劲的气势。从曲文前的小序来看，作者抨击了当时曲坛“用力多而难为工”、“笔墨劝淫”的现象，说明这支小令正是在创作艺术风格上别开生面的一种尝试。早期的上层文人染指散曲，多作柔靡之声，即使提倡“以词为曲”，曲辞也取宋词婉约派的一路。本篇却取劲健豪放一路，所以在散曲作品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