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托物言志，以菊花自况。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丰韵翩翩。颔联用陶令、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颈联用“禁重露””怯残阳”写菊花深忧迟暮，暗含抱负不能施展，虚度年华之意。尾联言志，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这诗虽是咏菊，亦句句自况，物我交融，写得清绮秀逸，意思醒豁。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
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用“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最后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构思之妙。文章一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
本文有如一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绝。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一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
李觏的这首《忆钱塘江》，独辟蹊径，与众不同。诗人在诗中不写气势恢宏的钱塘江潮，而以“醉”这一传神的诗眼统摄全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醉眼中夕阳映照下的钱塘江奇景。
诗的前两句“昔年乘醉举归帆，隐隐山前日半衔”，写诗人当年乘醉行船归来，一路观赏着钱塘江傍晚的美景。首句中的“昔年”二字，紧扣诗题的“忆”，表明诗人是凭自己的记忆来描绘他当年观赏钱塘江之奇景的；“乘醉”二字则告诉人们他当年是醉眼赏景的。正因为诗人是醉眼赏景，所以他放眼望去，隐隐约约地看到夕阳西下，一半已隐身匿迹，另一半还悬挂在山头上，仿佛山口衔着半个夕阳似的。次句中的“隐隐”、“衔”诸语下得颇为精妙，很切合诗人醉眼赏景的特点。
诗的后两句“好是满江涵返照，水仙齐着淡红衫”，这里，诗人先以“好是”二字提示下文将拓深诗的意境；继而，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返照入江的情景；最后，则展开想象的翅膀，以“水仙齐着淡红衫”奇妙的比喻艺术地再现了夕阳辉映点点白帆的奇景。这两句诗亦实亦虚，虚实相间，也完全切合诗人醉眼观赏醉景——令人陶醉的钱塘江奇景的特点，体现了作者的奇思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