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反映了作者追念往日的政治活动，伤叹自己老而无成的感慨。这不只是个人的遭遇，而更主要的是国家的治乱问题。因此，渗透于这首诗中的感情，主要是政治性的。

　　头两句写昔写盛。天河、云间，喻帝王宫禁。织女相传是天帝的孙女，诗中以喻郡主。这位旧宫人，可能原系某郡主的侍女，在郡主出嫁之后，还曾跟着她多次出入宫禁，所以记得宫中一些最动人心弦的歌曲。而这些歌曲，则是当时唱来供奉德宗的。诗句并不直接赞赏穆氏唱得如何美妙动听，而只说所唱之歌，来之不易，只有多次随郡主入宫，才有机会学到，而所学到的，又是“第一歌”，不是一般的，则其动听悦耳自然可知。这和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说李龟年的歌，只有在崔九堂前、岐王宅里才能听到，则其人之身价，其歌之名贵，无须再加形容，在艺术处理上，并无二致。

　　后两句写今写衰。从德宗以后，已经换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或者还要加上武宗）等好几位皇帝，朝廷政局，变化很大。当时参加那一场短命的政治革新运动的贞元朝士，仍然还活着的，已经“无多”了。此时听到这位旧宫人唱着当时用来供奉德宗皇帝的美妙的歌，回想起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那一场充满着美妙的希望但旋即幻灭的政治斗争，加上故交零落，自己衰老，真是感慨万千，所以，无论她唱得多么好，也只有祈求她不要唱了。一般人听到美妙的歌声，总希望歌手继续唱下去，而诗人却要她“休唱”。由此就可以察觉到诗人的心情激动的程度，他的心潮是起伏难平的。

　　“田蚕事已毕，思妇犹苦身。”这位农家妇女辛辛苦苦地下田耕地、养蚕缫丝，结果“田蚕事已毕”，收获多少姑且不说，单是丈夫在外，她一个人在家里支撑门户，原本就很辛苦，可是“田蚕”忙过之后，依然不能像别的妇女那样得以短暂的修整和喘息。“犹苦身”，即仍然要继续劳作，也就是说她没有时间和条件休息。她的丈夫为什么外出？出门干什么去了？是出征疆场了，还是不得已出去谋生了呢？诗中虽未点明，但我们不难想象，这不能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暑理絺服，持寄与行人。”从“思妇” 归拢整理的家织粗布衣服我们不难想象，她虽然种地养蚕，但是她仍然穿不起绫罗绸缎之类的好衣服，最多也只能穿那些“絺服”——细密一点的葛布衣服，这说明她的收获除了苛捐杂税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她只能自己穿那些粗疏的葛布，而将稍为细密的葛布寄给出门在外的丈夫。正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哪！

　　这首民歌语言凝练优美，生动流畅，自然率真，委婉含蓄，恰切地表达思想感情，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暑理絺服”是一个情景场面描写，也是一个极具色彩的细节描写，你看：骄阳当头，酷暑难耐，一位农家妇女，在院子里，细心地拍打晾晒着一件件准备给丈夫寄去的细密的家织葛布缝制的衣服，浸着汗津俊俏的脸庞，有欣慰，有期待，也有幽怨。此时，虽然没有像别的妇女那样躲在凉爽的屋檐下乘凉，但是她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她心中充满了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中妇女的伟大之所在。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