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第一首开头二字为题，与“无题”诗同类。此首以仙女喻入道的公主，从居处、服饰、日常生活等方面，写她们身虽入道，而尘心不断，情欲未除。
首句“碧城十二曲阑干 ”写仙人居地。碧霞为城，重叠辉映，曲栏围护，云气缭绕，写出天上仙宫的奇丽景象。次句“犀辟尘埃玉辟寒”写仙女们服饰的珍贵华美 。
接着写仙女的日常生活，第二联把仙女比作鸾鸟，说她们以鹤传书 ，这里的“书”，实指情书。鸾凤在古代诗文中常用来指男女情事，“ 阆苑”、“女玉”亦与入道女冠关合。此联与首二句所写居处服饰及身份均极其高贵，应为贵家之女。
第三联“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面上是写仙女所见之景，实则紧接“ 传书”，暗写其由暮至朝的幽会。“星沉海底”，谓长夜将晓之际；雨脚能见，则必当晨曦已上之时。据宋代周密《癸辛杂识》引《荆楚岁时记》载，汉代张骞为寻河源，曾乘槎（木筏）直至天河，遇到织女和牵牛。又宋玉《高唐赋序》写巫山神女与楚怀王梦中相会，有“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之句。可见，诗中“雨过河源”是兼用了上述两个典故，写仙女的佳期幽会事。因为仙女住在天上，所以星沉雨过，当窗可见，隔座能看，如在目前。
末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上联隔座看雨，天色已明，情人将去，所以结联以“晓珠”紧接上文，意思是说，如果太阳明亮而且不动，永不降落，那将终无昏黑之时，仙女们只好一生清冷独居，无复幽会之乐了。反过来，如果昏夜不晓，即可长夜欢娱而无尽头。诗用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方法，表现仙女对幽会的留恋不舍，难舍情缘。
此诗通篇都用隐喻，写得幽晦深曲。本来是写人间的入道公主，却假托为天上的仙女；本来是写幽期密约，表面却只是居处、服饰和周围的景物。诗人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出，而是采用象征、暗示、双关、用典等表现方法，乍一读去，似觉恍惚迷离，难明所指。然而只要反复体味，仍能曲径通幽，捕捉到诗的旨趣。此诗想象极其丰富，把场景安排在天上，将道教传说和古代优美神话引入诗中，不但很好地表现了诗的主题，而且使诗显得极其瑰伟奇丽。尤其是第三联，设想之新奇，景象之壮美，用典之巧妙，词意之幽深，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古代诗词中，以“游春”、“咏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篇，但内容大多不外乎“伤春”、“怅春”。赵秉文的这首《青杏儿》不与前人雷同，风格清新，语句明白如话，本色天然。
上片首句：“风雨替花愁”，语句凝炼，一个“替”字，生动地表达出作者对花的关切之情。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娇嫩的花儿必将遭受风雨的摧残。多情的词人不免“替”花儿深深地担忧。“风雨罢，花也应休”，想来当肆虐的狂风暴雨过后，遍地残红，花期也该成为过去了吧。花开又花落，不由人不惜花，而那多情善感的赏花人、惜花人，也就在这花飞花谢、春去春来中白了少年头。所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如流水，莫负春光啊，这也是“劝君莫惜花前醉”的缘故。词的上片写至此处，词人表达了几许怅惘悲伤之感。
然而，词人却不想用更多的悲凉、迟暮感来感染读者。笔调轻轻一转，“乘兴两三瓯”，下片意境立刻由沉闷、苦恼转向了明彻、欢快。“莫惜”深化为“乘兴”，揭示人们要积极开创美好的生活，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尽情享受。两三盏薄酒，听江山清风，观山间明月，柳绿花红，莺飞草长，造物是这样的神奇，大自然是这样的美妙，做人应该“拣溪山好处追游”，得欢愉时且欢愉，莫要自寻烦恼。“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词的结尾表达只要胸襟豁达，有美酒相伴，无俗事缠身，有花也罢，无花也罢，春天永远常在，春光永远无限。
这首词上下片对比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又不流于俗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旷达的人生情怀。
这首词几乎全是抒吐对往日恋情的回忆，一双爱恋的人两情相许、郑重盟约的情境，深挚动人。词人对当时景象的宛然追忆，浸透了离别的酸楚。
词的上片主要是写景与追忆往昔。“燕归花谢，早因循、又过清明”，燕子归来，群花凋谢，又过了清明时节，首句交代了时令，即暮春时节。词人用“燕归”来暗指世间一切依旧，可是自己所爱之人却不能再回来，所以才会“是一般风景，两样心情”。
词到下片．纳兰睹物思人，发出了旧情难再的无奈慨叹。“乌丝阑纸娇红篆，历历春星”，在丝绢上写就的鲜红篆文，如今想来，就好像那天上清晰的明星一样。“道休孤密约，鉴取深盟”，丝绢上写的是当初二人的海誓山盟，这些文字作为凭证，见证了不要相互辜负的密约。然而，誓言也会有无法实现的一天，如今回忆起往事，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打湿了银屏。词到“语罢一丝香露、湿银屏”时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西风一夜剪芭蕉。倦眼经秋总寂寥？”开头“倦眼”两字点明已是深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精神极度苦闷的容若愁眉不展，一夜未眠，只听得窗外秋风吹打芭蕉的萧萧声。西风凌厉而无情，不但剪落了芭蕉叶，还令夏日里残留的花草尽数凋零。芭蕉在词人笔下，向来表达的是孤独忧愁，尤其是离情别绪。面对黄昏雨夜，李易安在一阕《添字采桑子》里写：“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舍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李易安在词中把伤心、愁闷一古脑儿倾吐出来，她对着芭蕉愁绪悱恻低徊。同样的芭蕉，吴文英在《唐多令》里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容若也写芭蕉，他的《临江仙》里有“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细雨淅沥，滴答在芭蕉上，声声使人愁。
“强把心情付浊醪。”容若有一颗善感的心，面对此情此景，他是心生愁绪，然而这份愁绪无处排遣，他只有强压住内心的痛苦，借酒消愁。“强”字道破此中真意。借酒浇愁，是常人之举，更是文人之道。豪放不过李太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黄庭坚的“浮生只合樽前老，雪满长安道”，豪放中又多了几分苍凉。容若取来一壶浊酒，对窗独饮，将无限的寂寥倒进杯中，化作无奈一饮而尽，他想借酒一浇心头块垒。借酒消愁愁更愁，只是这愁绪，却并非全是闲愁。
“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酒后，容若随手拿起一本《离骚》，漫目读去，字字尽愁语，篇篇有千结。容若胸怀天下，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有志报国却立功无门。三藩之乱未得平叛，容若心中的愁闷，如日夜奔腾不息的湘江水般澎湃。《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三》里有“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魏晋名士多狂傲不羁，容若也有说自己是“德也狂生耳”，可见他对魏晋名士风度是心生向往。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楚辞课时的开场白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楚辞·离骚》中有“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愁，更是痛苦，印证了前句“强把心情付浊醪”。以酒浇胸中之块垒，以诗抒心中之抱负。写至此，此首抒发悲愤之意已出。
“愁似湘江日夜潮。”此句是对前文的注解。屈原的《离骚》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容若此刻心情，有一种如同屈原般的忧国忧民的惆怅，却又无法言说。他写过诗：“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荆江日落阵云低，横戈跃马今何时?”纳兰是八旗子弟，血管中流的是与生俱来的血性。欲驰骋疆场报国有心，却立功无门，只能被束缚在朝堂之上，銮驾之前，男儿的英雄志得不到伸展，只能将一腔英雄泪融入一壶浊酒，化入一阕清词中。
全词只短短三十一字，而其中直接间接言及“愁”的，全篇皆是。直接写“愁”的如“倦眼经秋耐寂寥”“强把心情付浊醪”“愁似湘江日夜潮”，而第一句“西风一夜剪芭蕉”虽未直接说出情绪，可也能根据传统，理解到词人正要表达一种愁闷。孔子评论《诗经·周南·关雎》“哀而不伤”，这也似乎成为了后世对于诗歌写情中对抒情进行节制的理论依据。然而纳兰性德这首词明显没有节制抒情。同时，这首词全篇的“愁”体现出细腻的女性化情感的风格。西风引起人伤时，第一愁；西风毁坏芭蕉，第二愁；奋力遣愁，借酒浇愁愁更愁，第三愁；停杯读《离骚》，所读尽愁，第四愁；悲于人生，第五愁。这样的写法，在读者方面感受起来，颇为压抑。
此阕小令，虽然短小，然愁绪中隐有郁勃之气，与容若其他的一些借酒浇愁的哀婉之词颇为相异，结句尤有豪迈之气破空而来之感。
这首词在字面上可以说是一篇《离骚》微缩版，所表达的意思是众芳芜秽，美人迟暮，借酒浇愁，心潮翻滚。至于“愁”的内容，翻滚的“心潮”究竟是政治抱负，还是词学抱负，还是天性不得抒展的苦闷，或者仅仅是受了一时一事的委屈，这一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全词虽可见得一种同屈原般的忧国忧民的惆怅，却仍可见词人一贯的细腻情感，具有一种黯然萧索的韵味。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