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死于父亲孙齐之手的原因和改葬过程，严厉谴责了禽兽不如的司法官孙齐，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政令的本质。文章于琐屑记载中，刻画了官吏的丑恶灵魂，形象逼真，语言生动。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先看孙齐的婚姻行为，他是先娶杜氏，留在家乡，而后又假称未婚，骗娶了周氏，去蜀上任。真相大白后，纠纷一场。前车之覆未远，又故恶重演，独自去休宁上任，又纳娼妓陈氏。这些都说明孙齐是个奸诈好色、无信无义之徒。再看孙齐的言论，被骗的周氏不甘心继续保持这种尴尬的婚姻局面，决心与孙齐断绝关系。孙齐急了，说：“我为你赶走元配杜氏”，也不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圣人之训，剪断头发发誓。这番“情义”也真打动了周氏。但是后来，这些话也都不算数了。他回家休假，连见见周氏都不提了，还派人偷走了周氏所生的儿子。周氏远去任所找他，他竟是亲手“捽挽置庑下”。捽挽，连拉带拽，可见其凶暴。孙齐还拿出一个假的契约，说：“你不过是个婢佣，怎么敢这样闹！”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让人物语言在人物行为的陪衬下，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看到了孙齐阴险奸诈的性格。“虎毒不食子”，言畜类之残暴者也具备亲子间的基本道德。但孙齐则不然，为了怕官府戳穿他诬妻为佣的丑行，竟不惜残忍地杀害了亲生儿子，毁灭证据，保全自己。作者对于杀儿过程中，孙齐及其帮凶陈氏的动作写得十分仔细：“扼其喉”、“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这些行为描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阴毒残忍。作者让事实来说话，他对人物的臧否，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刻画出来的。
作者实录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语虽平钝，但深蕴着批判的锋芒。在周氏几次告状中，孙齐先是能够“赀谢得释”，后来“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脏枉法，官官相护，老百姓到难以伸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主人公孙齐“明法”，而其授职亦屡为各州“司法”。“明法”、“司法”而“犯法”，可见官吏的佞巧无信。结尾的议论也深化了主题。作者以对比议论手法一扬一抑，欲擒故纵。先言人区别于禽兽，是为一扬，一纵，既而，又言禽兽不伤亲子，“如齐何议焉？”言外之意，孙齐禽兽不如，是为一抑一擒，鞭辟入里。
这是一篇记实性的叙事散文，它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遭生父庶母残酷杀害的故事。这篇作品很像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叙速简洁，在不长的篇幅中把一桩惨案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白。人物鲜明，无论是灭绝人性弃妻杀子狡诈残忍的孙齐，还是始而被骗，继而遭弃，坚持上诉斗争的周氏，都跃然纸上。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抓住细节，着力刻画。
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雨夜泊舟湖上的所见之景，是写实境；后两句即景抒情，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全诗从表面看是简单的即景抒情，凭吊前人但细加分析，可闻弦外之音。
一二句乍看是赋，是写实境，但赋中有兴，离情于景，情景相生，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淅沥的雨点敲击船篷，那迷蒙的水汽弥漫天际，不能不使他产生怀古之幽情。第二句写南湖连夜降雨，湖水新涨，推窗远望，一片苍茫，诗人的思绪也随之进入阔的空间。“水连天”三字，确如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诗所写的“黏天四无壁”，诗人在构思时受到启发，看来是必然的。
七言绝句短小精粹，但在高手写来，却有深广的容量关键在于如何“纳须弥于芥子”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此诗可称是这方面的佳作。它前二句写景，但在景语中却暗暗设置意脉，即在“南湖”句中已渐渐引出秦观。至后联遂跌出伤时怀古两个警句，让秦观正式出场手法似一跌宕，意脉上却紧承前联，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想于绳墨之外”的妙境。
王士祯对秦观极为崇拜，至此诗则云：“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雅人深致，寄慨无端，从表面看来，这两句是在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但应该说，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秦观逝世到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五百六十年，这用“五百年”这个整数去概指，但也可以理解为寂寞的只是其中的五百年，而此后不包括在内。文坛由于没有秦观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寂寞萧素，现在诗坛这样热闹兴旺，而这又是与王士祯堪称“风流”的作为有关，他自己必不会以为诗坛是寂寞了，所以此诗明说若干年限之内的寂寞，正是为了衬托目前的热闹和繁荣，暗示自己已经管领风骚。
“语贵含蓄……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着者也。”（姜白石《白石道人诗说》）这首小诗的特点，正是多言外之意，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抒情，但都很含蓄而不简单直露，前联以托事于物的比兴手法，写寒雨中的凄苦心境；后一联似直露地慨叹大家陨落，文坛寂寞，但暗中又反衬自己振兴诗坛的抱负与所获得的成就。句句都有余意，耐人寻味。诗能言情事而不落言筌，以景物寓意而不着痕迹，真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是一首咏物词。上片咏荷。起句点明时令，用“爱”字领起五句正面咏荷文字，写其姿态之美。接着从反面衬托荷花品第之美，再比荷花比佳人。下片抒情。先化用屈原诗意，叹惜当年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以寄托自身赤城报国却连遭打击的惨痛经历和愤懑不平之情。最后借千杯痛饮，浇胸中磊块。全词多处用典，寄托遥深。
上片赞赏荷花。首句点明时令，“暑风凉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大好时光。以下用一“爱”字带出“亭亭”五句，正面描绘水上莲荷的美好仪态。满地莲叶，耸出水面，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净植，似无数绿衣侍者持节而立。在这一群绿衣持者的簇拥下，千朵荷花，竞相怒放。她们或时隐时现，如含羞少女，犹抱绿叶半遮面；或参差错落，姿态万千，似各怀妒意而争美赛妍。这是一幅令人心醉的水上绿叶红花图。
“步衬潘娘堪恨，貌比六郎谁洁？”这两句用南齐潘妃和唐张昌宗典故。以清水芙蓉之质，竟为一宠妃作衬托的工具，叫人痛心；以张昌宗辈无耻之尤，绝不能与芙蓉相比洁白。所以，词人用“堪恨”“谁洁”两组词语，一方面表示对潘、张之流的鄙弃，一方面也就突出了荷花的质洁品高。前五句写荷花的姿态美，这两句是写荷花的品格美。潘、张之流既不足道，那么，有资格能和芙蓉相提并论的，唯有白鹭。白鹭浑身皆白，象征着纯洁无邪；一生往来水上，意味着超尘忘机。谢惠连有《白鹭赋》赞曰：“表弗缁之素质，挺乐水之奇心。”又因它风度翩翩，杜牧《晚晴赋》曰：“白鹭潜来兮，邈风标之公子；窥此美人兮，如慕悦其容媚。”词中“白鹭”两句兼含二义而以后义为主。傍晚雨晴，有白鹭飞来与芙蓉为侣，犹如公子佳人双双并肩而立。白鹭入图，平添出不少生机与美趣，真是妙笔生花。
下片抒情，多半采用楚辞诗句，而又一意贯之。“休说”七句化用屈原《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和“交不忠兮怨长”等句，原意为到水中去采缘木而生的薜荔，到树梢去摘水上开花的芙蓉，不可能成功。男女各怀心思，媒人来回折腾，也是徒劳无功，双方爱之不深，必然容易决裂。这是隐喻楚王听信谗言，亲佞远贤，使屈原有志难酬。
“千古”两句化用《离骚》“芳菲菲而难亏兮，芬犹未沫”诗意，谓屈原之世虽已去远，但其《离骚》却流传千古，犹自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词人赞美屈原有荷花那种“出于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赞美他精神不朽，流芳百世。同情他君臣异心的不幸遭遇，和赍志以殁的悲剧结局。尤其令人愤慨不已的是，这一切居然自古而然。所以词人在下片一开头就用“休说”一词表现感情上的激愤，结拍又用“都休问”一句承转跌宕：一切都休再提说了吧，“但千杯快饮，露荷翻叶”，唯求对花痛饮，一醉忘忧。殷英童《咏采莲》诗云：“藕丝牵作缕，莲叶捧成杯。”这里的“露荷翻叶”，是借喻倾杯式的豪饮。词的结尾很是干净利索，既巧妙地紧扣咏荷题目，又将自身满腹牢骚不平之气一吐而尽。
好用事，是辛词的一大特色，人或讥其“掉书袋”，或褒其“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刘熙载《艺概》）。就这首词的用事来说，颇见特色。不仅多而奇，而且一意贯串，寄托遥深。上片用“步衬潘娘”“貌比六郎”两个典故，下片大量运用楚辞入词，都是用得贴切而意深。潘张因为长得俊美而受君王宠爱，屈原却因品质高洁而被楚王流放，世上不能有这等道理。是以“堪恨”“谁洁”“休说”“休问”诸句，激荡着一股愤郁不平之气。辛弃疾生平以复国自许，文韬武略，集于一身，不想两次被免落职，赋闲田园，正所谓报国有志，请缨无门。因此，当他握笔作词时，常常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这也正是辛词好用事的缘故。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