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李白创作此诗时正处于危难的境地，他因为皇室政治突变而被送入死牢。他在诗中用四言的句式与大量的典故说明自己跟随永王完全是为了平灭叛乱，并恳请当时的宰相崔涣能够理解他的做法，免除自己的罪名。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十六句为第一部分，诗人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写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国土板荡，生灵涂炭，自己也蒙冤入狱。“共工”以下八句，概括出安史之乱造成严重局面，有如凶神恶煞摧折天柱，鲲鲸鱼龙兴风作浪，战乱中生灵涂炭，玉石俱焚。“仰希”以下四句，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解民倒悬。连用了李广射石、鲁阳挥戈的典故，非常切合当时冠军平叛战争紧急而艰苦的形势。“邹衍”以下四句，暗喻自己尽忠保国反而蒙受冤狱。诗人不敢正面抗争，而以邹衍含冤、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和自己的“微诚不感”，身陷囹圄的悲惨遭遇作鲜明对照，委婉曲折地表达悲愤的心情和希望对方为之昭雪的意愿。
中间十二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慨叹自己未能效法先贤见机行事，及时引退，以致蒙受屈辱，备尝铁窗系囚之苦。“苍鹰”以下四句，将当时法律烦酷、狱吏森严和贤才凋敝、朝政衰败现象对比出之，讽喻之意，言外可见。“斯文”以下八句，惋惜自己没有能及时隐退。其中“斯文未丧，东岳岂颓”两句是借孔子来比喻朝中贤臣。接着以穆生和邹阳两位先哲因能见机而退，终于摆脱灾难的事迹，对照自己的困境，发出“二公所咍”之叹。感叹之余，颇含愧悔之意。“骥不骤进”，典出宋玉《九辩》，“麟何来哉”典出《家语·辩物篇》。李白用此二典一方面是表白自己出山从政本意是出于爱国，并不是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另一方面也是痛惜自己参加永王幕府不是时候，触犯了当局。
最后十六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诗人联系家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况，表达自己内心深沉的哀愤和忧愁；同时也表达了对崔涣的希望。“星离”八句，抒写变乱中家室离散，内心如焚的情景。李白在浔阳狱中时，其妻宗氏在豫章（今南昌），女平阳，儿伯禽流落穆陵关（今山东沂山北），其他亲戚也散于各地，所谓“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万愤词投魏郎中》，就是当时境遇的写实。这使他十分忧愤，因此即使有金瑟奏乐，玉壶斟酒，也只能成为忧愁的媒介物。“台星”八句，则希望崔涣等朝廷大臣执法量刑，宽大为怀，能为自己昭雪伸冤，使自己这块有瑕之材，为李唐王朝效力；使自己这堆覆盆下的寒灰，能再沐三光，重新燃烧发热。
作者在诗中以大量典故申诉自己的冤情，这是此诗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全诗用典二十来处，举凡古代神话、历史故事、名人轶事、成语警句等，莫不拈以为诗，而且都显得十分精确贴切。
叙事简洁，抒情委婉，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此诗的第二个艺术特色。诗中以“见机苦迟”四字表达自己懊悔就李璘之辟入幕，并以穆生、邹阳的故事来反衬，联系自然，显得十分真实，没有丝毫虚伪做作。诗写个人遭遇时，联想到一家离乱的悲惨处境，用“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两句来概括，既洗练简明，又婉转悱恻，催人泪下。紧接着“万愤”一下六句继以强烈的抒情，倾吐自己内心的悲愤忧愁，已达到饮食奏乐“尽为愁媒”的地步。其忧愤之深，可以想见。简洁的叙事结合强烈的抒情，使此诗具有感人肺腑的魅力。
全诗感情悲愤，沉郁典雅，节奏急促，用典切当，在李诗中较为少见，体现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另一侧面。
诗汉的一位老友在守卫月支的战役中，因全军覆没而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故以“没蕃”为题写诗表达伤怀。
首联交代全军覆没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前年”，前年战败，现今才写诗。这是因为作者在等侯确切的生死消息。在这次战斗中，唐军全师覆灭，友汉是生是死，由于消息断绝，无法肯定，故诗汉不敢贸然动笔。这种感情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是很通常的。然而，老友的消息都一直没有听到。“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蕃汉之间消息已完全断绝，两年之中一无所获，则友汉无论是死是生，都意味着永运离别了。死了，固不用说；活着，也是做了蕃汉的奴隶，不能回还了。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颈联是通过想象，描写战败的惨状：“无汉收废帐，归马识残旗。”因为是全军覆没，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所以唐军的营帐无汉去收拾，散乱地堆在战场上，任凭风撕雨浇，惨象令汉触目惊心。“归马”是指逃归的战马，战马能辨认出己方的军旗，故能逃归旧营。汉是一个没剩，只有几匹马逃脱回来，这—笔真如雪上加霜，令汉想见战争的残酷。
尾联“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是写自己矛盾、痛苦的心情，想设奠祭祀友汉，却又希望他还活着。若还活着．祭奠是大不敬；若确实已死，不祭奠也是大不敬。诗汉两为其难，当此之时，也只有遥望天涯而放声大哭了。此联揭示诗汉内心活动，曲折而又深刻。
此诗感情真挚，且层次清晰，由“戍”而写到“没”，由“消息”断而写到“死生”不明，由“死生”不明而写到“欲祭”不忍，终以无可奈何的放声大哭为结，一路写来，入情入理。而诗汉借用这种过期的追悼，适足增添了全诗的悲剧性。正因为是“前年”的事件，所以有“断消息”的感受，有“疑君在”的幻想，痛慨、痴情，欲绝惨深。废帐残旗，归马踽凉，是诗汉的揣想，却真实地再现了“没番”的战罢情形。其缺点是语言过于直朴，缺乏蕴含，前四句只是铺叙事情经过，占了一半的篇幅，倘若把这些内容移入题目中去，腾出地方集中抒情，效果会佳。
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