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这是一首咏史词,作者词中从杨贵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歌咏唐天宝年间玄宗荒淫、杨妃专宠的史事,给世人以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本篇集中笔墨,单就杨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开头三句从五岭荔枝成熟写起。首句点明产地产时,次句点明荔枝成熟,第三句描绘荔枝的外形内质,次第井然。荔枝成熟时,果皮呈紫绛色,多皱,果肉呈半透明凝脂状,这里用“绛纱囊里水晶丸”来比况,不但形象逼真,而且能引发人们对它的色、形、味的联想而有满口生津之感。
接下来两句,承首句“五岭”,专从产地之遥囊托讽致慨。“可惜天教生处囊,不近长安。”似故意模拟玄宗惋惜遗憾的心理与口吻,又似作者意味深长的讽刺,笔意非常灵动巧妙。从玄宗方面说,是惋惜荔枝生长囊离长安的岭南,不能顷刻间得到,以供杨妃之需;从作者方面说,则又隐然含有天不从人愿,偏与玄宗、杨妃作对的揶揄嘲讽,而言外又自含对玄宗专宠杨妃、为她罗致一切珍奇的行为的批判。
过片“往事忆开元”句一笔兜转,点醒上片。说“开元”而不说“天宝”,纯粹出于音律上的考虑。“妃子偏怜”及以下“驿使”本《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里的“偏”与上片的“天教”正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
结尾三句“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魂散马嵬关”,指玄宗奔蜀途中,随行护卫将士要求杀死杨妃,玄宗不得已命高力士将其缢死于马嵬驿事。“红尘”用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意。驿使,指驰送荔枝的驿站官差。这三句既巧妙地补叙了当年驰驿传送荔枝的劳民之举,交待了杨妃缢死马嵬的悲剧结局,而且收归现境,抒发了当前所见所感:热闹的新丰道上,被过往行人车马扬起的红尘依然如故,但驰送荔枝的驿使却再也见不到了。词人对淫侈享乐、乱政误国的历史教训并不直接说出,只用“有”、“无”的开合相应与“满眼骊山”的景象隐隐透露,显得特别隽永耐味。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韦应物晚年对陶渊明极为向往,不但作诗“效陶体”,而且生活上也“慕陶”“等陶”。这首诗歌就是韦应物羡慕陶渊明生活和诗歌创作的证明。
这是写春日郊游情景的诗。诗先写拘束于公务,因而案牍劳形。次写春日郊游,快乐无限。再写归隐不遂,越发慕陶。韦应物不想在局促的官署里度日,清晨来到了清旷的郊外。但见春风吹拂柳条,青山能荡涤自己的俗虑,又有微雨芳原、春鸠鸣野,于是心中为之清爽。走倦了歇歇,歇完了再沿溪边散漫行走。但毕竟他是个做官的人,心中时时要冒出公务之念,因此想以后能摆脱官职,结庐此地,过像渊明一样的田园生活。
这首诗写春天山野之景很清新,显示出诗人写景的才能。但韦应物不是陶渊明,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能躬耕田里,兴来作诗歌田园风景,农村景象处处可入诗中,处处写得自然生动。韦应物则是公余赏景,是想以清旷之景涤荡尘累,对自然之美体味得没有陶渊明那样深刻细致。陶渊明之诗自然舒卷,而韦应物则不免锤炼,如此诗中的“蔼”字。但平心而论,韦应物写景,在唐朝还是能卓然自成一家的。
这首诗以真情实感诉说了官场生活的繁忙乏味,抒发了回归自然的清静快乐。人世哲,经验谈,话真情真,读之教益非浅。“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可谓风景陶冶情怀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