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诗中虽写炎热盛夏,却句句显清凉静谧、清幽朦胧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悠闲旷达,虚怀若谷的心境。
诗的前三句着力在炎热的夏天描绘出一派清幽的世界,以衬托午睡的舒适。
第一句写午睡的场所,“深深”说明别院深幽寂静,因为寂静,而感到了“清”,体现出物我之间的通感,使人直观地感觉到在这里午睡的宜人。
第二句写院外的环境。院内屋中是一味清凉,窗外榴花盛开,透过窗帘,仍能感觉到它艳丽的色彩。可以想象,诗人躺在席子上,榴花映照屋内,颜色柔和,带有催眠的作用。
第三句把上两句所说加以综合,点出中午这个时间,说庭院深深,午时也绿阴遍地,凉意沁人。通过上面三句,午睡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可接手写午睡了,诗却一下跳开,直接写梦醒,用笔灵活。梦醒后宁谧,又通过不时传来断续的莺声来反衬。睡醒后恬静舒适,睡觉时恬静舒适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诗人想表现的“夏意”。
全诗四句,围绕午睡写。前三句是午睡前,末句是午睡后,不直接写午睡,而午睡已包含在其中,用笔活泼跳脱。诗又句句切合夏日,不断利用色彩来表现景物,表达诗人满足的心情,与夏午本应给人的炎热与压抑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表现手法尚有三点可注意:
笔致轻巧空灵:写庭院,落墨在深深别院;写榴花,则施以帷帘;写绿树,从清阴看出;写黄莺,从啼声听得,句句从空际着笔,遂构成与昼寝相应的明丽而缥缈的意境。
结构自然工巧:诗写昼寝,前三句实际上是入睡前的情景,但直至末句才以“梦觉”字挑明,并续写觉后之情景。看似不续,其实前三句清幽朦胧的气氛句句都是铺垫,而“日当午”一语更先埋下昼寝的伏线,待末句挑明,便觉悄然入梦,骤然而醒,风调活泼可喜,避免了质直之病。
风格清而不弱。唐代常建的《题破山寺后院》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形象与此诗一二句相似,但常诗写出世之想,寂灭之感,这首诗洒脱不羁。欧阳修称舜钦“雄豪放肆”((祭苏子美文》),故虽同写清景,却能寓流丽俊爽于清邃幽远之中,清而不弱,逸气流转,于王、孟家数外别树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