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这首词表面上看是怀念昔日青楼旧好的词,实际上应是怀念同时遭贬谪的友人。
上片主要写贬谪途中的孤单凄苦及烦乱的心绪。万物勃兴的春天本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充满希望和信心。但这在身处逆境的作者眼中,却完全失去了光彩,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开头三句写作者目睹春天的到来,感叹时光流逝,担心自己将终老贬所。这自然是悲哀的,因此在他眼中,梅红柳绿的大好春光包就变成“恼人春色”了。但这种烦恼躲不掉,摆脱不开,心烦意乱,伤感倍增,觉得“随云”“逐水”都无出路。最后四句写夕阳含山,暮霭沉沉,身处“一叶扁舟"之上,漂泊茫茫大江之中的孤寂景况。偏偏此时又传来“数声横笛”,这凄厉的笛声实在叫人断肠,无疑给孤寂的“行人”又增添了几分凄凉。
起首第三句谓“行客老沧洲”,有‘归欤’之叹。作者仕途不顺,所以想要归隐沧洲。此时自然界的景色是美好的。“梅吐旧英,柳摇新绿”,与《望海潮》其三“梅英疏淡”、“柳下桃溪”颇为相似;但那时心情舒畅,宛如“金谷俊游”,无意中还跟随他人女眷的车辆走了一段。然而此时由于在贬谪途中,便觉得春色恼人,心中烦乱。“北随云暗暗,东逐水悠悠”,写的是自汴入淮时的情景。宋朝时汴水在泗州人淮,秦少游《泗州东城晚望》诗云:“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词人在这里举目北望汴京,只见乌云暗淡,其中寓有落第的悲观情绪。而所乘之船入淮向东,又觉流水悠长,不由感到前路迷茫。这一对句,看似工稳,然而按照词谱,却不全部相符合。秦观同门友张耒所作的《风流子》“亭皋木叶下”一首,清万树《词律》作为词的格式,并评价说:“此词抑扬尽致,不板不滞,用字流转可法,真名手也!”张词这一对句是“白蘋烟尽处,红蓼水边头”,当得上这样的评价。而秦观的“北随云暗暗,东逐水悠悠”,句法一变。前者两句皆为二、三句式,所以让人觉得“用字流转”,后者易为一、四句式,似觉词情拗怒。秦观是填词里手,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词曰:“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在这里做变化句式,产生拗怒之音的原因大概是心中有一股郁勃情绪在吧!“斜日半山”应当写的是沿淮东去之时,回望泗州南山时所见。此时红日西斜,隐于半山,暮烟四起,笼罩于淮河两岸。直至“数声”二句,才点明身在船上。“数声横笛”,像是从唐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诗“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化用而来,其中寓藏离情,为下阕之张本。
下阕表面上是在回忆在汴京时的恋情。那时他冶游“平康”,曾遇一歌妓。他俩携手都门,无限欢娱。这情境全像杜牧当年一样:“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也像他自己在《梦扬州》一词中所写:“长记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殢酒为花,十载因谁淹留?”两情缱绻,一朝离别,不免无限思念。自“谁念断肠南陌以下,直至“此恨难休”,皆写对汴京恋人的相思之情。实际上却是追忆了同昔日旧好的深情厚谊,及失去这一切的哀怨,“青门同携手”的欢乐,“南陌”分别时的极度悲伤,西楼中无限的柔情蜜意,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永不再来,思之如梦,念之断肠。接下四句写天地有尽,离恨无穷,和情人今生再难相见,将抱恨终生,极言思念之甚。词人痛苦的心情及眼前凄凉的处境,吉凶难卜的命运,无处诉说!只有那心心相印的情人能理解,因此便“拟待倩人说与”,但这凄惨的境遇让她知道了只能使她忧伤,还是不说吧。这种怜念情人,欲言又止的内心矛盾和苦衷,使意更深、情更切。这正是作者在贬谪途中想和同时被贬的友人联系,而又怕招来祸害的矛盾心理的真实反映。其中化用白居易《长恨歌》中两个七言句,为四个偶句,虽有割裂之嫌,而真情流贯,尚属感人。歇拍二句,稍一宕开,旋即收住,有有余不尽之致。
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秦少游《满庭芳》(山抹微云)时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完全可以移作此词的评语。词人屡试不第,落魄归来,只能通过艳情,抒写一腔悲愤。
此词除“北随云”二句外,大体恪守格律。万树《词律》卷二分析此调云:“调中四字四句者,前二段,后一段,作者多用俪语。”秦观也是这样。如同前段“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以及“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除“恼人”二句外,都用骈俪语言,对仗工整,音节浏丽,给人以美感。后段“天长地久”四句按照这样写,却不如之前几句的自然流美,带有人工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