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
此词写男主人公对女子的深深思念,从男子的视角展示女子的形象,突出其思忆之苦。
起拍二句是写男子忆念中女子动人美丽的形象:秋波如媚,柳腰娉婷。“转盼如波眼”,写眼光流盼如秋波般清澈、闪耀;“娉婷似柳腰”,表现女子的美妙身段:这两句都运用了比喻手法。那次幸福的欢会女子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印象,为思忆之苦先垫上一笔。接着“花里暗相招”一句是写当时的幽会,欢乐的幽会也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记忆,再为思忆之苦垫上一笔。这三句纯是以女方的倩影衬托男子的情思。有了前面三句的铺垫,后面写男主人公的思忆之苦就很自然了。后二句“忆君肠欲断,恨春宵”,直抒相思情深,春宵难遣。尤其是“肠欲断”“恨春宵”六字,生动地把主人公为情所苦的形象突显出来。
此词虽然用语普通,甚至有些俚俗,但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有今昔对比,有叙事有抒情,跌宕多姿,别具特色。
在这首咏史诗中,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巧妙地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编织在一起,虚构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艺术形象。
一、二句“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青雀,即《山海经》中的青鸟,诗中借喻为替西王母与汉武帝之间传递音讯的使者。青鸟,这任重致远的使者,向西方极乐世界飞去,却竟然一去未回,杳无踪迹。然而,异想升天的汉武帝依然长久地守候在集灵台,等待佳音。起句中的“竟”字精警地表达出汉武帝迷信神仙的痴呆心理:一心以为青雀西飞定会带来仙界好音,谁知一去“竟然”未回,这实在出乎他意料之外。诗人著一“竟”字,极其传神地透露了他这种执迷不悟的心理状态。接着于“长在集灵台”句中和盘托出他的求仙活动,开首两句诗,揭露了武帝迷恋神仙的痴心妄想,寓揶揄嘲弄于轻描淡写中,显得委婉有致,极富幽默感。
三、四句“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诗人进一步刻画汉武一心求仙而无意求贤的思想行径,文学侍臣司马相如有消渴病(今称糖尿病),因此水对于这种病人之重要,简直可以说是“救命之水”。但是,汉武只祈求自己长生而全不顾惜人才的死活,就是一杯止渴救命的露水也不肯赐给相如。结尾两句诗人拈出一个表示极大量的副词“最”与一个极小量的数词“一”作对比,前后呼应,便十分准确地揭露出这个君王好神仙甚于爱人才的偏执灵魂。讽刺辛辣而尖锐。诗里的数词已不仅表示量,而且还揭示质,蕴含深刻的思想意义。
《汉宫词》虽然咏汉代事,但和唐代的现实生活密切相连。如果说,这首诗在讽刺汉武帝的迷信与昏庸这方面,写得比较明显而尖锐,那么,在讽喻唐武宗的问题上,便显得含蓄深隐,曲折而婉转。李商隐常以司马相如自况,如:“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等等。这首诗也是有感于自己的身世,不满唐武宗贬视人才。诗人用典精巧贴切,灵活自然,委婉地表达不便明言又不得不言的内容来,让辛辣的讽嘲披上一幅神话、历史与现实巧妙织成的面纱,显得情味隽永而富有迷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