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以铺叙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羌笛笛声哀怨、陇头流水幽咽的荒凉凄美画。诗中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也是直接用羌笛吹出的。诗人夜半闻笛声,或许笛子所奏的是《梅花引》之曲调,或许根本不是悲愁的曲调,但诗人联想到悲愁的身世和处境,从而引发了悲愁之情。《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可见陇水之情乃是悲愁之情。李白《秋浦十七首》之第二首有“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之句,可见这里的“清溪陇水情”乃是断肠之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此处的寒山当在秋浦,而玉关声应该是使人肠断的悲声,因“春风不度玉门关”,亦表达出诗人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月光、流水、笛声、断肠人便是构成这幅画图的基本元素。
从此诗可以看出羌笛已经和表现征战之苦、思乡之痛 的《从军行》、《度关山》联系起来了,集中表现家国之思、思乡之痛。这主要是因为羌笛多与出塞、关山、陇头水等边塞的地名相联系,而这些地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荒凉的边关塞漠、流血厮杀的战场、久戍边疆未归的将士。而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伤痛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羌笛声声吹起《梅花引》的曲子,却让人在这吴溪听到陇头流水般的伤情。
又使这月光下的秋浦寒山,响遍令人肠断的边关之声。
注释
羌笛:古代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种竹笛。
吴溪:指清溪,古属吴。
陇水情:“情”一作“清”。陇水:即《陇头水》,古乐府横吹曲。
玉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北,李白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
《清溪半夜闻笛》为李白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游秋浦(今安徽贵池)时所作。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李白五十三岁。早春赴长安,想陈列济世之策。陈策无果,回天无计,于是离去。同年秋,李白南下安徽宣城。此后李白连续三年都在安徽宣城。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以铺叙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羌笛笛声哀怨、陇头流水幽咽的荒凉凄美画。诗中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也是直接用羌笛吹出的。诗人夜半闻笛声,或许笛子所奏的是《梅花引》之曲调,或许根本不是悲愁的曲调,但诗人联想到悲愁的身世和处境,从而引发了悲愁之情。《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可见陇水之情乃是悲愁之情。李白《秋浦十七首》之第二首有“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之句,可见这里的“清溪陇水情”乃是断肠之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此处的寒山当在秋浦,而玉关声应该是使人肠断的悲声,因“春风不度玉门关”,亦表达出诗人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月光、流水、笛声、断肠人便是构成这幅画图的基本元素。
从此诗可以看出羌笛已经和表现征战之苦、思乡之痛 的《从军行》、《度关山》联系起来了,集中表现家国之思、思乡之痛。这主要是因为羌笛多与出塞、关山、陇头水等边塞的地名相联系,而这些地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荒凉的边关塞漠、流血厮杀的战场、久戍边疆未归的将士。而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伤痛的。
这首词是柳永年轻时在长安为与其相知的汴京妓女所作,代歌妓抒写被遗弃的痛苦,表现词人对歌妓命运的同情。全词运用直接抒情的手法,语言明白如话。
开端两句是说:又是一个无眠的夜,主人公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前,想起自己的风尘生涯,不由得暗暗伤心,潸然泪下。感慨自己的一生似乎总在歌舞欢笑中度过,可最终只落得凄凉满怀。接着她想起过去与意中人一起度过的无数良宵,风清月朗的好景良天,深闺中的温情蜜意,不能一下子就忘记。可是自己的意中人,他也许早就忘了,而是和另一位佳人去欢度良宵了。
过拍两句是说:自己的意中人往往一去就音信皆无,几年都不回来一次,但自己仍这样苦恋着他。现在想来,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这样苦苦地迷恋着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结末,但她仍然摆脱不了对情人的思念和猜测,反复思量他的万千柔情,猜测他也许遇到了什么事情,暂时不能回到自己身边,也许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心转意,最终能和自己长相守呢。
这首词所写的多情歌妓,如同柳永《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等词中的形象,她对情人思念到不管对方感情如何也不改变自己思情的程度。此词没有用任何景物来烘托歌妓的痛苦心情,而是直接抒情,语言也明白如话,但把歌妓的心理活动描摹得很细腻。特别是结尾三句,生动地揭示了歌女的内心世界。那位“动是经年去”的王孙,对她的感情未必真的有多深厚,说不定只是一般的逢场作戏,但在这位歌妓看来,那却是万种千般的情分,值得她牵肠挂肚,反复回味。这种现象,与其说她多么多情,不如说她不由自主的不幸命运。沦落风尘的女子与仕途失意的文人,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最容易产生惺惺惜惺惺之感。这首词可以看作词人对歌妓的理解和同情,但也可以看作他自己的心声。“一生赢得是凄凉”,不止是歌女的感叹,也是柳永的心声,将这首词理解为男性词人的口气,也未尝不可。
上片以景情反差的手法,反映了苏轼胸中的忧愁。“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写出了苏轼在富春江上轻快行程的生动形态。一个“挂”字,一个“飞”字,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形象传神。“酒病无聊,攲枕听鸣舻”,写苏轼醉卧船上的情景。颇似金代元好问《读书山月》“墙东有洿(wū)池,攲枕听蛙鸣”的神韵。“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情绪一变。以醉眼朦胧中的景物托情,流露出苏轼渺茫的孤独感。“簇簇”、“重重”,将沉郁心绪衬托得十分逼真。“回首望,孤城何处?”用设问手法,进一步渲染苏轼对桐庐山村哪堪回首的忧叹。那是一幅凄苦的生活景象。
下片承上一转,写苏轼欲摆脱愁情而又无可奈何,只得从神话梦幻中去寻找慰藉。“闲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写苏轼顷刻离开钓台的沉思,但又被现实阻碍,愁思更加抑郁,人面显得憔悴。有宋代欧阳修《怨春郎》词“恼愁肠,成寸寸,已凭莫把人萦损”的滋味。“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不论过去了的旧愁也好,还是昔日的新欢也好,内心里对山村的挂记两不存在。 “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这一句承承接上面一句,体现出苏轼的挂念之情深入一层。想再一次去看看山村人吧,不大可能了。然而一片痴情依然不改初衷。唯有恳求他人前去捎首词。
全词把欢景与愁情、现实与历史、人世与梦幻、意境与哲理有机地融为一体,思想开放,想象丰富,反映了苏轼的悯民思想,是一篇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作品。
《哀郢》结构上最为独特者,是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才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这就使诗人被放以来铭心难忘的那一幅幅悲惨画面,一幕幕夺人心魄、摧人肝肺的情景,得到突出的表现。
《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
此诗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
诗的开头,诗人仰天而问,可谓石破天惊。此下即绘出一幅巨大的哀鸿图。“仲春”点出正当春荒时节,“东迁”说明流徙方向,“江夏”指明地域所在。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所以诗中说诗人走出郢都城门之时腹内如绞。他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他要多看一眼郢都!他伤心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了。“甲之鼌(朝)”是诗人起行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九年来从未忘记过这一天,故特意标出。第一层总写九年前当郢都危亡之时自己被放时情景。
诗作第二层,为“望长楸而太息兮”以下三节,写船开后仍一直心系故都,不知所从。“长楸”意味着郢为故都。想起郢都这个楚人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忍不住老泪横流。李贺说:“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因为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诗中从“西浮”以下写进入洞庭湖后情形,故说“顺风波”(而非顺江流),说“阳侯之氾滥”,说“翱翔”,等等。
“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三节为第三层,写继续东行时心情。“运舟”指驾船、调转船头。“上洞庭”言由洞庭湖北行,“下江”言顺流而下。去之愈远,而思之愈切。诗人之去,可谓一桨九回头,读之真堪摧人泪下。
“当陵阳之焉至兮”以下三节为第四层,写诗人作此诗当时的思想情绪。在这一层中才指出以上三层所写,皆是回忆;这些事在诗人头脑中九年以来,魂牵梦萦,从未忘却。“当陵阳之焉至兮”二句为转折部分,承上而启下。此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上游,宜春以南。《汉书·地理志》说:“庐江出陵阳东南”,即此。其地与湖湘之地只隔着罗霄山脉。大约诗人以为待事态平息,可以由陆路直达湖湘一带(俱为楚人所谓“江南之野”),故暂居于此。
诗作第五层,即“外承欢之汋约兮”以下三节,承接第四层的正面抒情,进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还因为他们无忧国忧民之心,只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诬陷正直之士,所以在治国安民方面实在难以倚靠。但关键还在于当政者喜好怎么样的人。“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作品表现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诗的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乱辞总承此两部分,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极为感人。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诗作结构上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一,开头并未交待是回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四句为一节,三节为一层意思,很整齐。语言上的特点是骈句多,如“去故乡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哀故都之日远”等,既富有对偶美,也有助于加强感情力度。在风格上,徐焕龙《楚辞洗髓》谓之“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诚然。
“夜深客子泛舟处,两两沙禽惊起。”发端便写出要眇清逸之境幽趣横生。夜已深,移舟更向鉴湖深处,不觉惊起双双飞鸟。“红衣入桨,青灯摇浪,微惊意思。”次韵更妙。不言桨入红衣,浪摇青灯,而言红衣入桨,青灯摇浪,词情显得摇曳生姿,词人彼情使物,真有常人不可及处。红衣青灯,相映成趣,桨声浪音,一片天籁,不禁引人有超凡脱俗之思。微惊意思,一语双关,一意化两,由景入情,此是由景转情之关节。
湖上惊意固可感矣,心上意思怎样,在下文便有了答案。“把酒临风,不思归去,有如此水。”把酒临风,语出《岳阳楼记》:“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但在词人用来,却不但不能超然物外,而且更引出爱情之誓辞。词人指水为誓:不思归去,有如此水。犹言我心怀归,有此水为证。苏轼《游金山寺》诗云:“有田不归如江水!”其言又本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子(重耳)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杜注:“言与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犹《诗》(《大车》)言谓予不信,有如皎日。”孔疏:“诸言有如,皆是誓辞。有如日,有如河,有如皎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义,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姚际恒《诗经通论》指出,《王风·大车》为男女“誓辞之始”。词人借用古人设誓之语,阐明其必归相见之情,足见相思之深,用意之诚。“况茂陵游倦,长干望久,芳心事、箫声里。”歇拍四句紧承誓语,句句申说思归之情。《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李白有《长干行》,写女子望夫之情。词人借用茂陵自指,长干则指所怀念相思之人。歇拍谓:我本有归去之志,更何况远游已倦,伊人望久——“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长亭怨慢》如闻伊人把美好之心愿,诉诸悠悠之箫声。
换头二韵六句展叙芳心事。“屈指归期尚未。鹊南飞、有人应喜。”上句写自己一方,婉言归期未有期。用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句意。下句写对方,想象伊人闻鹊而喜。《西京杂记》:“乾鹊噪而行人至。”此用其意。于是词境翻进想象之妙境。“画阑桂子,留香小待,提携影底。”词人进一步想象,画栏之前,桂树留香,等待人归,待得人归,好与伊人携手游赏于月光之下,桂花影里。此一意境,幻想层出,温柔旖旎而又幽约窈眇,不但刻画出伊人精神,而且写出树亦含情。然而上言归期尚未,则此种种幻境,如鹊南飞有人喜、桂子留香、携手影里,又不免化为之幻影而已。作者《江梅引》云:“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与此同一意境。
“我已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词人感喟:我已是自伤情多,十年以来,悲欢离合,总如梦幻,悲多欢少,大抵如此。可是,“甚谢郎、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为何友人你也是自恨飘泊,咏出月明千里一类之词章呢?谢郎即南朝宋之谢庄,此借指友人黄庆长。结笔挽合友人与自己一样怀归,正是和作应有之义。但写人亦是写己,结穴于月明千里,清远空灵,有不尽之意。
此词之佳处,不仅在于心旷神怡之游乐翻出执著缠绵之相思,尤在于从相思之中,又翻出对方之情,对方之境。鹊南飞、有人应喜,是想象对方之现境。画阑桂子,留香小待,提携影底,则想象团圆之未来。幻中生幻,奇之又奇,乃全词神光聚照之处。作者情词妙处在于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创造一种清馨幽逸的境界,对方之情即是自己之情。于是彼我之情,有如水乳交融,融融泄泄。双方之境,亦如双镜互照,交相辉映。试看作者《浣溪沙》:“限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踏莎行》:“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鹧鸪天》:“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都是此种境界。然而,若无指水誓归之至诚,实不可能有此等梦笔生花之奇境。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