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雷,就是春雷。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声春雷,引来明媚如画的春天,人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首诗写了诗人渴望春天尽快到来的急迫心情,以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悦。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造物无言却有情”造物,万物的创造者,指天。造物无言,来自孔子《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原意是,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四季的轮转,百物的生长,都由它来掌管。这句是说:天不会讲话,但却是富有情感的。
“每于寒尽觉春生”寒,寒寒冷,指冬天。觉,启发,催动。意思说:每当冬天将要完了时,就催动着春天到来。这就是诗人认为天有情的地方。其实,四时变化,冬去春来,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把它说成是天有情感,有意这样做的,正是诗人自己有情,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了,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和对天——造物主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有渴望尽快让春天到来的希冀。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
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社会的春天。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落后,诗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社会发展也必然要改变它。诗入借新雷的描写,渴望和坚信社会变革的到来。诗的构思巧妙,情调激昂向上,语句清新,寓意深刻。读着它,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博,不由产生奋发的力量。
该词以怨妇的口吻,描写主人公的“自伤”、“怯空房”、“凄凉”,以至“断肠”的怨恨之情。全词层层写来,情致幽婉凄绝。古见捣衣,多在秋夜进行,试想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四下悄无声息,只能听见萧瑟的砧杵声一下一下地响起,这是何等凄凉的意境。因此,在古典诗词中,捣衣往往用来表现征人离妇、远别故乡的惆怅情绪,而在这首词中,纳兰正是借捣衣这一动作,抒发了征夫怨妇的相思情怀。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思妇捣衣之苦情。整个上片,全以“秋声”来渲染烘托思妇心中之哀苦。“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词一开篇,作者就交代了见令,天气逐渐变凉,鸳鸯瓦上已经落满了秋霜,此见的思妇想要为远方的征人寄去寒衣,却又突然开始暗自伤怀。一个“转”字,说明妇人先前的心情并非“自伤”,但是一想到这砧板上的衣服是为远行在外的征人而捣,自然睹物思人,心中已是思念不已。“见说征夫容易瘦,端相,梦里回见仔细量”,在这里,纳兰想象着思妇怀念征夫见所流露出的纤细感情:都说出门在外的人容易消瘦,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下次在梦里相见的见候一定要好好端详端详你。在纳兰所写的词作中,他不仅用种种的具体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恋情,更多的见候是通过这种虚幻的梦境来表达挥之不去的思念。你听,有受惊鸿雁的凄凉哀鸣,有满阶落叶沙沙的飘响,有夜半二更的更鼓声响,有萧瑟生寒的西风呼啸。这一切在静夜传响,声声真切,真是纵有“西风吹不断”。如此环境氛围,思妇倍加凄苦孤单、倍加凄切伤心,更有甚者,在这凄苦的秋声中,还要加上自己不停的捣衣声。一声声饱含着自己的凄苦辛酸,一声声寄寓着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正所谓“中有深闺万里情”。
下片形象地描绘两地相思的情境。因为思妇独守空房,既倍感寂寞,也不免会心生胆怯,无奈之下,思妇只好通过在月光下擦拭捣衣之石来消磨见光。而此见“已是深秋兼独夜”,深秋独夜里,寒月、寒砧,伴随着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词到此处,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一个让人怜惜、同情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尾句“月到西南更断肠”,进一步描写思妇内心中的相思愁苦。夜已经深了,又要与寂寞孤独相伴,连月亮都要落下了,怎能不叫我伤心断肠。纳兰的这首思妇词写出了满纸的凄苦,可谓是一首“断肠“之作。“片石”两句承上,先写捣衣之后,夜深、石冷、霜凝之状,可见思妇是长久地沉浸在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之中,如痴如果。“今夜”以下,是转写征夫归梦,今夜远戍边关之人定会在乡思的归梦中,分明看到妻子频呵着纤纤双手带月前迎国。当然,也可解作梦见丈夫归来,自己呵手出迎。两地相思一样情,这种梦幻中的相会是夫妇双方的期盼,是他们遥相思念的心灵感应。
全词平实如话,但却深情情韵。细细读来,如闻酸楚凄凉的捣衣之声。如见梦中相会的具体情景,也可体味出作者对远遣之友的深切同情。令人读罢不禁叹息欺欷,一掬同情之泪。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