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带过曲。作者化用苏轼词意，抒发了离愁别恨，又流露了青春易逝，人生易老的伤感。曲子前部分《楚天遥》咏杨花，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后部分《清江引》咏海潮，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开首四句既写大自然春景，又寓人生哲理。人们对于美好与幸福（花开）总是欢欣鼓舞的，而对于衰颓和没落（花落）则感到惆怅、迷惘。“花落春如醉”句用移情法将人的“醉”移到“春”上，“春醉”实为“人醉”，入醉便失去意志上的自控。但此时作者荡开一笔，言“春醉有醒时”，意为季节更替，春天还会再来。但这并未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生机：人一经衰老，青壮便不复返。如此，为全曲定下了伤感的基调。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薛曲在此化用时却着意于“问君能有几多愁？”“万点杨花坠”下三句化用了苏轼《水龙吟》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离人泪”句意。这样把《楚天遥》连起来体味，就仿佛看到主人公的悲愁像春水一样滔滔不绝。
《清江引》基本化用了苏轼《八声甘州》词中“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句意，毫无镶嵌拼凑之痕迹，而意境有所开拓。结句“更那堪晚来风又急”，字面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怎敌他晚来风急”句同一机轴，却是意象发展至此水到渠成之句，而境界也比李词更为开阔。抒情主人公送走离人，把“情”托付给风寄向远方无际的天涯，可见愁无尽头。和苏轼相比，同样是“愁”，但无苏轼旷达。薛昂夫其将“用世”之心蕴于曲中的字里行间，将绝望盘结在心中，用痛苦的呻吟来得到某种宣泄，从而使这首带过曲也以不同于他其他豪放之作的风格加入到了元后期散曲伤感文学之波中。
春暖花开的时节，杜甫本想寻伴同游赏花，未能寻到，只好独自在成都锦江江畔散步，每经历一处，写一处；写一处，又换一意；一连成诗七首，共成一个体系，同时每首诗又自成章法。
第一首写独步寻花的原因从恼花写起；第二首写行至江滨见繁花之多；第三首写某些人家的花，红白耀眼，应接不暇；第四首则写遥望少城之花，想象其花之盛与人之乐；第五首写黄师塔前之桃花；第六首写黄四娘家尽是花；第七首总结赏花、爱花、惜花。组诗前四首分别描写恼花、怕春、报春、怜花而流露出悲愁的情怀；后三首显示出赏花时的喜悦之情，蕴含春光难留之意。全诗脉络清楚，层次井然，是一幅独步寻花图，表现了杜甫对花的惜爱、在美好生活中的留连和对美好事物常在的希望。
这组诗，每首都紧扣着寻花题意来写，每首都有花。第一首起句的“江上被花恼不彻”和末首的“不是看花即欲死”遥相呼应，真如常山蛇，扣首则尾应，扣尾则首应，而其中各首都抓绘着赏花、看花，贯串到底。
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花恼人，实际上是花惹人爱。花在江上，花影媚水，水光花色，更是可爱。“颠狂”两字把爱花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于是诗人觅伴赏花，“走觅南邻爱酒伴”。可知杜甫是找他的邻居一同赏花的。“经旬出饮独空床”，明写这位爱酒伴是出饮，但他该也是独自赏花去了。这“无处告诉只颠狂”写的是两个人的事——他们都到江畔独步寻花去了。也可能寻花的还有更多的人，谁都爱美。这七首绝句写寻花，贯穿了“颠狂”二字，这第一首诗是解题。
第二首：“稠花乱蕊畏江滨”，是承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而来的。江上的花是纷繁的花和杂乱的蕊左右包围着江的两边，浣花溪一片花海。第一首头一句说“江上被花恼不彻”，而这首第二句则说“行步欹危实怕春”。王嗣奭在《杜臆》把颠狂的形态和心理都讲得比较透辟。花之醉人如此，接着写驱使诗酒，“未须料理白头人”。这是写花之魅力，花添诗情酒意，花使青春长在。这是寓有哲理，也合乎情理的。
第三首：“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这两句又是承二首句“稠花乱蕊畏江滨”而来，把大的范围缩到小的范围——两三家。范围缩小了，花却繁忙起来了。诗的起句是写静态，红花白花也平常。而加“多事”两字，顿觉热闹非常。“多事”又是从前面花恼人而生发来的，其奇妙处也是前后辉映。
末二句抒情，把春光拟人化。“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似乎有所妙悟，也似有所解脱，但其深情，仍该是爱花。
第四首：“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组诗又宕开一层，写洗花溪边的繁花缤纷，这是村居所见之花；作者这时又想象成都少城之花，“百花高楼更可怜”。这句和他后来写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两句前半截极相似，而后三字哀乐迥异。“更可怜”即多可爱的意思。
遥看少城之花，本是烟雾迷惘的烟花，但不曰烟花，而曰花满烟，真如《杜臆》所云“化腐为新”了。这样把城中之花再来陪衬江上、江滨村中人家之花，有远望近观之异，而乐事则相同。末二句以发问作结，“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实叹招饮无人，徒留想象，余韵无穷。
诗题为独步寻花，组诗的第五首则写到黄师塔前看花。“黄师塔前江水东”，写具体的地点。“春光懒困倚微风”则写自己的倦态，春暖人易懒倦，所以倚风小息。但这为的是更好地看花，看那“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这里叠用爱字，爱深红，爱浅红，爱这爱那，应接不暇，但又是紧跟着“开无主”三字来的。“开无主”就是自由自在地开，尽量地开，大开特开，所以下句承接起来更显出绚烂绮丽，诗也如锦似绣。
第六首写寻花到了黄四娘家。这首诗记叙在黄四娘家赏花时的场面和感触，描写草堂周围烂漫的春光，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和适意之怀。春花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都跃然纸上。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其次，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
“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转。“时时”、“恰恰”为叠字，即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维妙维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在句法上，盛唐诗句多天然浑成，杜甫则与之异趣。比如“对结”（后联骈偶）乃初唐绝句格调，盛唐绝句已少见，因为这种结尾很难做到神完气足。杜甫却因难见巧，如此诗后联既对仗工稳，又饶有余韵，用得恰到好处：在赏心悦目之际，听到莺歌“恰恰”，增添不少感染力。此外，这两句按习惯文法应作：戏蝶留连时时舞，娇莺自在恰恰啼。把“留连”、“自在”提到句首，既是出于音韵上的需要，同时又在语意上强调了它们，使含义更易体味出来，句法也显得新颖多变。
最后一首：“不是爱花即欲死”。痛快干脆，毫不藏伏。杜甫惯于一拚到底，常用狠语，如“语不惊人死不休”，即是如此。他又写道：“只恐花尽老相催。”怕的是花谢人老。下两句则是写景，写花枝之易落，花蕊的慢开，景中寓借花之深情，以对句出之，更是加倍写法，而又密不透风，情深语细。
作品产生的感发力量与作者的初衷不符，这是文学中的常见现象。这首词就是如此，以小序中“赋而感之”可以看出，作者本意是咏花，孰料写着却生成许多感慨，这感慨使词的思想性加深了。
很明显，上阕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三人称咏赞琼花，即所谓“赋”。词人将花儿作天上的仙女，告别了琼楼瑶阙，飘然降临人间；写她那洁白的花朵犹如冰花、碎玉，簇拥成球；想象她成天伫立在石阶畔，既有杨贵妃那丰腴的体态，又有赵飞燕那样绰约的风姿；她摄取了世间一切草木之花的丽质清气，集于一身。……
花和美人向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将琼花比喻为杨贵妃、赵飞燕算不得出奇，倒是“冰花翦翦，拥碎玉成毬”九字抓住了琼花莹泽洁玉的特点，最为逼真。其次“敛群芳、清丽精神”七字，也堪称新、警。其后几句不免落入俗套。然而词人在后半篇内，却将作品的质量整整提高了一个等级。其契机是什么呢？这就得从所咏之花的特殊性说起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云：“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翠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琼花不仅有惊人的美丽，而且有高洁的品性，实属难得。琼花的名字，永远与扬州齐名。因此，历来咏琼花者，不能不咏及扬州。
此篇也不例外，首先所选用的词调就是《扬州慢》；其次则整个上阕的背景亦是扬州。自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扬州，成为商业繁盛之都，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可是，至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两次大举南攻，扬州都首当其冲，兵燹之酷，竟使积累达数百年之久的富庶与文明遭空前浩劫。罢兵了，休战了，在南宋小朝廷用屈辱换来的相对和平时期，扬州是否有条件稍稍恢复往日之经济、文化名城的旖旎风情呢？没有！因为宋金双方以淮河中流划界的缘故，扬州已经成了边关，只能以军事要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呵！作为时代的一个缩影，扬州的盛衰怎能不唤起南宋臣民们忧国伤时的沉痛之感呢？姜白石在《扬州慢》一词中就有这样精警深沉的句子“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尽管词人之所以选用《扬州慢》的词调且写下“十里春风，二分明月”的佳句，但实际上在为扬州衰败之叹作铺垫。果然，他从历史之扬州的“盛”中反观出了现实之扬州的“衰”，不禁慷慨生哀，于是掉转词笔，改用第一人称，愣将半篇未写完的“琼花赋”续成了一首“哀扬州赋”。这下阕，便是词序之所谓“感”了。
上阕所赋，是想象中的琼花，扬州后土祠中的琼花，昔日的琼花；眼前摆放着友人折赠的数枝琼花还没有派用场，何不借她起兴？于是乎乃有：“雨窗数朵，梦惊回、天际香浮。”一句意思是谓：碎雨敲窗，将我从午梦中惊醒，只见窗前花瓶里插着几枝琼花，清香四溢，飘浮在天空。这花是哪儿来的？直说友人所赠，就无诗意，且下面文章难作，故尔从虚处着笔。“似阆苑花神，怜人冷落，骑鹤来游。”像是琼花之神同情我的孤独，特骑着仙鹤从扬州来鄙地一游。
“花神”既从扬州来，何不向她打听打听扬州的近况呢？于是引出下文“为问竹西风景”，其实不用问，词人也可以想象扬州“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残败景象，词人不愿用实笔写这令人神伤之景，所以接着蓦地一笔宕开，顾左右而言它道：“长空淡、烟水悠悠。”七字虽不着边际，却委实下得精彩。大有“多少事、欲说还休”之慨，诵之令人回肠荡气，只觉无限落寞惆怅都在言外。以下剑及履及，顺势明点出此种情绪并揭示其所从来，放笔为全篇收尾：“又黄昏，羌管孤城，吹起新愁。”“羌管孤城”四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范仲淹《渔家傲》词里的“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据此，则作者当时所居，是否也属边城呢？
粗粗看过，三句只是直书此时此地之环境与心境，似可一览无余；及至沉吟久之方觉它寥寥数字却将无数时间空间融汇起来，实在耐人寻味。试想，“黄昏”而曰“又”，“愁”而曰“新”，则昨日、前天、上月甚至去年……不知有多少个“已是黄昏独自愁”包含其中，非“此时”与“彼时”相同画面的多重叠印而何？此盖就纵向而言，若作横向观察，读者又可以看出，它还是多种相似图景的双影合成。细细体认，那另外的一幅照片是姜夔《扬州慢》词之“渐黄昏，清角吹寒，都要空城”？不言扬州，而扬州自见。
词人一生写了许多咏花词。今存《虚斋乐府》六十八首，咏花之作就有二十四首，竟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大多格调不甚高。只有这首词，原本只为赋花，不料却抒发出很多盛衰之惆怅，遂成精品，由此可见咏物词之关键在于不滞于物。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