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熙载论李白的诗说:“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艺概》卷二)所谓“不离本位”,就是指有一定的法度可寻,而不是任其横流,漫无边际。《玉壶吟》就是这样一首既有奔放的气势,又讲究法度的好诗。全诗充满着郁勃不平之气。按气韵脉络而论,诗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共四句,主要写愤激的外在表现。开头两句居高临下,入手擒题,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像东晋王敦那样,敲击玉壶,诵吟曹操的名篇《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壮心”、“暮年”三个词都从曹诗中来,说明李白渴望建功立业,这一点正与曹操相同。但他想到,曹操一生毕竟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自己却至今未展素志,不觉悲从中来,愤气郁结。三杯浊酒,已压不住心中的悲慨,于是拔剑而起,先是对着秋月,挥剑而舞,忽又高声吟咏,最后眼泪夺眶而出,涕泗涟涟。“忽然”两字把诗人心头不可自已的愤激之情写得十分传神。四句一气倾泻,至此已是盛极难继。兵家有所谓“以正合,以奇胜”的说法。这四句正面书愤,可说是“以正合”,下面别开一途,以流转之势写往事回忆,可说是“以奇胜”。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两句,如异峰突起,境界顿变。诗人一扫悲愤抑郁之气,而极写当初奉诏进京、皇帝赐宴的隆遇。李白应诏入京,原以为可施展抱负,因此他倾心酬主,急于披肝沥胆,输写忠才。“揄扬”两句具体描写了他在朝廷上的作为。前一句说的是“尊主”,是赞颂皇帝,后一句说的是“卑臣”,是嘲弄权贵。“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形象地写出了他受皇帝宠信的不同寻常。“飞龙马”是皇宫内六厩之一飞龙厩中的宝马。唐制:学士初入,例借飞龙马。但“数换飞龙马”,又赐珊瑚“白玉鞭”,则是超出常例的。以上六句字字从得意处着笔。“凤凰”两句写平步青云,“揄扬”两句写宏图初展,“朝天”两句写备受宠渥。得意之态,渲染得淋漓尽致。诗人骋足笔力,极写昔日的腾踔飞扬,正是为了衬托时下的冷落可悲,故以下便作跌势。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东方朔被汉武帝视作滑稽弄臣,内心很苦闷,曾作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后人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之语。李白引东方朔以自喻,又以谪仙自命,实是出于无奈。从无限得意,到大隐金门,这骤然突变,可以看出诗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世人不识”两句,郁郁之气,寄于言外,与开头四句的悲愤情状遥相接应。以上八句为第二段,通过正反相照,诗人暗示了在京横遭毁诬、备受打击的不幸。忠愤节气,负而未伸,这也许就是诗人所以要击壶舞剑、高咏涕涟的原因。
第三段四句写诗人自己坚贞傲岸的品格。“西施”两句是说自己执道若一,进退裕如,或笑或颦而处之皆宜,这种态度别人效之不得。辞气之间,隐隐流露出傲岸自信的个性特征。当然,诗人也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能施展宏图,因而对朝廷中那些妒贤害能之辈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这两句话用《离骚》旨趣,托言美人见妒,暗寓士有怀瑾握瑜而不见容于朝的意思,蕴藉含蓄,寄慨遥深。
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说:“气本尚壮,亦忌锐逸。”(《谈艺录》)书愤之作如果一味逞雄使气,像灌夫骂座一般,便会流于粗野褊急一路。李白这首诗豪气纵横而不失之粗野,悲愤难平而不流于褊急。开头四句入手紧,起势高,抒写胸中愤激之状而不作悲酸语,故壮浪恣纵,如高山瀑流,奔泻而出,至第四句顿笔收住,如截奔马,文气陡然腾跃而起。第五句以“初”字回旋兜转,笔饱墨酣,以昂扬的格调极写得意,方以为有风云际会、鱼水顾合之美,笔势又急转直下,用“大隐金门”等语暗写遭谗之意。最后以蛾眉见妒作结,点明进谗之人,方恃宠贵盛,自己虽拂剑击壶,慷慨悲歌,终莫奈之何。诗笔擒纵结合,亦放亦收,波澜起伏,变化入神,文气浑灏流转,首尾呼应。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认为,一首好诗应该做到“气如良驷,驰而不轶”(《谈艺灵》)。李白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戍边将军腰缠三尺龙泉宝剑,吹毛断发,寒光闪闪。只是平日里,它静静地斜卧金鞘之中,很少有人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他身上佩戴的那张良弓,射雁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随身携带的百只神箭,箭羽迸发似金华,耀人眼目。他曾在出生入死的前线冲杀征战,曾为保家卫国戍边守土竭尽忠贞。他立志不断地建功立业,期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君王的召见,扬名天下,威震八方。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是一首赞颂爱国将军之词。上片通过爱国将军佩备的剑和弓来塑造将军的形象。龙泉宝剑三尺长,剑匣里面暗收藏,一张良弓射落雁,百只箭镞闪金光。妙在不直接描绘将军魁梧的身材,而是通过这罕有的宝剑良马,使读者感受到将军的威武和超群武艺。下片着重写将军的精神风貌,揭示其内心活动。他为国竭尽忠心,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他渴望建功立业,博得君王赏赐。至此,一个性情略显张狂,但质朴率真、憨直爽朗、英武过人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光彩照人。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语言浅显明白,词风朴实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爱国主义的乐观情调,抒发了爱国将军要求为国建功的英豪之气。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