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死于正德八年,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日:‘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暗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了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
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火姊共作模特儿 “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第二部分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龆,乃喜”,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 “与人妁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
文中描述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
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第三部分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
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人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该文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
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文章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作者用了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全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
纵观全篇,并没有过多作者强烈而直接的感情抒发,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生活细节进行描述,却将自己厚重的感情融于字里行间,融于这些看似简单平凡的事件。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平凡淡然的背后却是隐藏着作者对亡母的深深的怀念与对亡母逝世的沉痛之感以及亡母高尚美好的品德。
此诗为写景名篇。诗人以大手笔描绘了庐山雄奇壮丽的风光,可谓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同时,此诗也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气概,抒发了诗人寄情山水、纵情遨游、狂放不羁的情怀,表达了诗人想在名山胜景中得到寄托,在神仙境界中逍遥的愿望,流露了诗人因政治失意而避世求仙的愤世之情。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起句即用典,开宗明义表达胸襟:我本来就象楚狂接舆,高唱凤歌嘲笑孔丘。孔子曾去楚国,游说楚王。接舆在他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嘲笑孔子迷于做官。李白以楚狂自比,表示了对政治前途的失望,暗示出要象楚狂那样游诸名山去过隐居生活。“凤歌”一典,用语精警,内容深刻,饱含身世之感。接着诗人写他离开武昌到庐山:“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诗人以充满神话传说的色彩表述他的行程:拿着仙人所用的嵌有绿玉的手杖,于晨曦中离开黄鹤楼。为什么到庐山来呢?是因为“好入名山游。”后两句诗,既可说是李白一生游踪的形象写照,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寻仙访道的隐逸之心。
以上是第一段,可谓序曲。然后转入第二段,诗人以浓墨重彩,正面描绘庐山和长江的雄奇风光。先写山景鸟瞰:“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古人认为天上星宿指配地上州域,庐山一带正是南斗的分野。屏风九叠,指庐山五老峰东北的九叠云屏。三句意谓:庐山秀丽挺拔,高耸入云;树木青翠,山花烂熳,九叠云屏像锦绣云霞般展开;湖光山影,相互映照,烘托得分外明媚绮丽。以上是粗绘,写出庐山的雄奇瑰丽;下面,则是细描:“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金阙、三石梁、香炉、瀑布,都是庐山绝景。这四句是从仰视的角度来描写:金阙岩前矗立着两座高峰,三石梁瀑布有如银河倒挂,飞泻而下,和香炉峰瀑布遥遥相对,那里峻崖环绕,峰峦重叠,上凌苍天。接着,笔姿忽又宕起,总摄全景:“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旭日初升,满天红霞与苍翠山色相辉映;山势峻高,连鸟也飞不到;站在峰顶东望吴天,真是寥廓无际。诗人用笔错综变化,迂回别致,层层写来,把山的瑰玮和秀丽,写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然后,诗人登高远眺,以如椽大笔,彩绘长江雄伟气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九道,古谓长江流至浔阳分为九条支流。雪山,形容白波汹涌,堆叠如山。这几句意谓:登临庐山高峰,放眼纵观,只见长江浩浩荡荡,直泻东海,一去不返;万里黄云飘浮,天色瞬息变幻;茫茫九派,白波汹涌奔流,浪高如雪山。诗人豪情满怀,笔墨酣畅,将长江景色写得境界高远,气象万千。何等雄伟,何等壮美!大自然之美激发了大诗人的无限诗情:“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石镜,传说在庐山东面有一圆石悬岩,明净能照人形。谢公,南朝宋谢灵运,尝入彭蠡湖口,登庐山,有“攀崖照石镜”诗句(《谢康乐集·入彭蠡湖口》)。李白经过永王璘事件的挫折后,重登庐山,不禁感慨万千。这四句意思是:爱作庐山歌谣,诗兴因庐山而激发。从容自得地照照石镜,心情为之清爽,谢灵运走过的地方,如今已为青苔所覆盖。人生无常,盛事难再。李白不禁油然产生寻仙访道思想,希望超脱现实,以求解决内心的矛盾。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还丹,道家所谓服后能“白日升天”的仙丹。琴心三叠,指道家修炼的功夫很深,达到心和神悦的境界。这两句表明诗人想象着自己有一天能早服仙丹,修炼升仙,以摆脱世俗之情,到那虚幻的神仙世界:“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玉京,道教谓元始天尊居处。诗人仿佛远远望见神仙在彩云里,手拿着莲花飞向玉京。诗人多么向往这样自由自在的世界:“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淮南子·道应训》载,卢敖游北海,遇见一怪仙,想同他做朋友而同游,怪仙笑道:“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遂入云中。”汗漫,意谓不可知,这里比喻神。九垓,九天。太清,最高的天空。李白在这诗里反用其意,以怪仙自比,卢敖借指卢虚舟,邀卢共作神仙之游。两句意谓:我李白已预先和不可知之神在九天之外约会,并愿接待卢敖共游仙境。诗人浮想联翩,仿佛随仙人飘飘然凌空而去。全诗戛然而止,余韵悠然。
此诗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既有对儒家孔子的嘲弄,也有对道家的崇信;一面希望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一面又留恋现实,热爱人间风物。诗的感情豪迈开朗,磅礴着一种震撼山岳的气概。想象丰富,境界开阔,给人以雄奇的美感享受。诗的韵律随诗情变化而显得跌宕多姿。开头一段抒怀述志,用尤侯韵,自由舒展,音调平稳徐缓。第二段描写庐山风景,转唐阳韵,音韵较前提高,昂扬而圆润。写长江壮景则又换删山韵,音响慷慨高亢。随后,调子陡然降低,变为入声月没韵,表达归隐求仙的闲情逸致,声音柔弱急促,和前面的高昂调子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极富抑扬顿挫之妙。最后一段表现美丽的神仙世界,转换庚清韵,音调又升高,悠长而舒畅,余音袅袅,令人神往。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居所的清幽环境以及诗人的闲适生活,抒发了诗人对宁静闲适生活的怡然自得。
定林寺在钟山下紫霞湖旁,王安石晚年曾卜居于寺旁。这首诗,消尽烟火气,就像小溪一样澄澈,像白云一样悠闲,像山鸟一样适意,像山花一样自在。这些在诗中所描写的景物,正是“临溪放艇倚山坐”的主人公的心境的写照,表现了他的恬淡之趣和宁静之美。
“闲”是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又如《游钟山》四首之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草堂寺》:“鸟石岗边缭绕山,柴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这让读者感到,诗人在其中的体验似乎比那“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还在世外,因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不仅没有争竞,而且简直连“心”的概念都没有了。王安石在《登宝公塔》(在钟山)一诗中曾写他在宝志塔院作客时的情形道:“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要表达的是主客两忘,物我两忘的意思。“闲”字表面上虽显著相,但在诗人特定的心境中,也就是“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