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描绘了元处士的隐居生活,蒿他的清静无为、心与玄游的生活方式和心境表示赞许。
前两句总述,点明元处士的隐居地点和高行。在陵阳山上有一个德行像汉代北郭先生的隐者,他是一个蒿自己、蒿世间都超然相忘的人。以下从居室和生活两方面进行分述。元处士居住的地方长满了野草,但在他看来,这么简陋狭窄的地方,却比整个天下都要宽广。这些说明,正是因为他胸怀宽广,所以才有这种感觉。元处士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即使斟了一杯酒,也常常不饮,而是默默地玄想冥览,心游太玄。他身居斗室心宽天下,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到达这境界须有寻“玄”觅“道”的文化底蕴支撑。“玄”就是“道”。中国古代任何学派都不否认道,亦即都承认宇宙是个自然展开的过程,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捉摸道的运动变化。针蒿不同问题捉摸道便产生各种学说。而元处士则更希望超越一切学说而直接到达道的境界。心宽天下便取得真正自由。这两句亦是蒿元处士的赞誉。
最后两句带有惋惜之情,蒿元处士如今的处境表示同情。诗人认为,人生本来就有不完美的地方,元处士平时也一定常叹息自己的人生机遇少,没有得到好的机遇或没遇到真正欣赏自己的人。话虽如此,语气中却带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自得的意绪,避世而相忘于江湖,悠然忘我,与自然浑然一体。
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流露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陈述了其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披露出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句,诗人反用《楚辞·渔父》之意,告诫世人不要如屈原那般的明辨是非、宁死不折的积极入世态度。
“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句,直接表达观点,明喻人生在世的处事方式,就应当如渔父那般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的消极出世态度。
“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句,用形象表达观点,透露出韬光养晦才是真正的处世态度,愿意追随渔夫的思想和行迹,隐居江湖,不露才华。
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使得诗意内涵全熔铸在一个整体对比性构架之中,实则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从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比,间接赞扬了屈原的崇高精神,也贬抑了渔父的消极态度,只好异途殊归,各行其志,呈现出诗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字里行间透露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
这首诗前二句歌颂郭子仪恢复山河的功绩,超过了马援。后两句正面描绘渲染汾阳旧宅今日之冷落荒凉。全诗通过描写郭氏旧宅凄凉衰败的景象,抒发了对郭子仪的怀念之情,同时感叹统治者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寄意深婉,造境苍凉。
首句照应题面,写郭子仪旧宅门前山河依旧。次句再强调郭子仪恢复唐室之功勋。东汉马援,曾封伏波将军。诗人拿马援与郭子仪相比较,这不仅仅是因为“波”字与“河”字押韵,而且还因为二人的战功类似,即都是“破虏”,都是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的战争中建立了殊勋。所以,这种比较是很中肯的。但郭子仪的功勋远远超出马援之上,理应受到唐室的长久尊重,这就为后文描写唐室对功臣之薄作了有力的衬跌。
诗的后二句,描写郭子仪旧宅已经冷落荒废。末二句写郭子仪故居荒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据张籍诗,汾阳旧宅位于“古槐深巷”,所以结句写的“古槐疏冷”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诗人在反映这一真实的生活现象时,没停留在复述事实上,而是注意了溶情于景,作了艺术渲染。昔日的歌舞地,不见人群车马,只见草木,巳显示其冷落,而且树木也稀疏得不能蔽日,所以这里的夕阳光辉特别多,这就更加衬托出了故宅的荒凉。
这首诗的描写对象是汾阳旧宅,但它的意旨没有停留在咏怀陈迹上,它还具有讽刺朝廷对功臣冷薄寡思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主要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盛唐中唐咏怀古迹的诗歌传统,善于把历史事实与眼前景象融合成为意境。在这首诗里,诗人把郭子仪恢复唐室山河的史实与眼前所见古槐夕阳景象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这个意境既有历史内容,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