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游记,虽然名为《游媚笔泉记》,实则更多的写了去媚笔泉一路情景。先叙桐城西北的山势,次叙沿小溪西入,沿路风光,然后,始写媚笔泉及酒宴。文章由远及近,层层写来, 逐步深入,写景绘物,神态生动,颇能引人入胜。
第一段写桐城西北龙眠山的山势与源出于此的龙溪水势。龙眠山绵亘数百里,但在将平之处,两崖忽县,而“龙溪曲流,出乎其旬”。
第二段写前去媚笔泉的沿途所见。作者一行循龙溪行,正值阳春三月,宿雨初睛,沿龙溪十余里,水声响亮,溪畔都是树、石,随后作者等发现溪有潭,其中一块雄奇不凡的大石,状如刚刚洗浴完毕的马,扬着鬓,回顾它的同伴。游人攀授到这块大石上,“俯视溶云,鸟飞若坠”。然后一行人循崖游览,见一组奇石,它们“连石若重楼,冀乎临干溪右”;并讨论这是否是北宋画家、龙眠隐士李公麟的“垂云泮”。这组奇石有一株奇树相伴,该树生于石缝,并且能长到荫数十人之大。山水跌宕,忽又“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又“南有泉”,这才点到了正题:媚笔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泉又与龙溪连通。
第三段收结全文。先写左学冲老人筑室于媚笔泉水所汇的池畔,室未筑就就邀人入饮,板有雅兴。至傍晚,天气阴沉,“山风卒起,振肃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于是游客“悚焉”,兴尽而返。
本文以游程为明线,还有一条暗线是水。作者所到之处都有龙溪或媚笔泉的水相伴。作者笔致也如水般纤敏柔细、曲折回环。这是此文的阴柔之美。然而此文有溪泉也有山石,山、石常是高耸,斩截,奇特,险峻,是阳刚的。同时,作者此游虽以媚笔泉为目的,但文章描写的主体部分却是前往媚笔泉的过程。这种漫不经心,也颇具阳刚的特征。至于文中所描绘的动静互渗、天水交融,乃至白日游览时的晴好天气、勃勃兴致,与入暮时分的天气变坏,山风慑人一一都不愧是阴阳兼用的妙笔。
游猎轻骄,概括边城儿的生活态度。“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髇。”六句,具体描写边城儿的生活态度。骑马驰骋,态度骄横,半酣鸣鞭,呼鹰出郊。弓不虚发,连落双鸟。“猛气”二句收束以上六句之意:猛气英风振沙碛,与游猎轻骄相呼应。末二句点明诗旨,照应开头,对比强烈。
结尾“白首下帷”运用典故,指汉儒董仲舒事,三年不出园只管读书。李白虽然作为一个诗人,但他的诗歌以及行事作风则更像一个游侠,与此诗相近的《侠客行》则是李白仗剑天下的内心写照。李白也是借此诗表明自己也要像边城儿一样,银白马鞍,弯弓满月,追逐自己报效国家的梦想。
李白的长诗很会营造氛围,对边城的军人的形象的描写是成功的,但决不是歌颂他们,李白往往在结句才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这首诗首句写黄州的环境,次句写黄州的地理位置,是个人抒情。三、四句写决定终老黄州,三句言终老的物质准备,四句言朝廷官制上的更革,为自己的终老创造了政治条件。五、六句承“终老计”,谓对终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末二句继续表达上二句没有表达完的意思:作者希望每年的正月二十日,梅花再度开放。这里说的梅花再开,也隐隐约约地包含了希望朝廷起用的意思。全诗以温雅含蓄的笔调写政治失意之悲,愈觉感情沉厚。
苏轼初到黄州,住定惠院,后迁临皋亭,后又筑雪堂,家住临皋。首联的“淮南尽处村”,即指他在黄州的住处。“乱山环合”、“水侵门”、“淮南尽处”, 写出了苏轼住处的环境特点:乱山环抱,江水侵门,荒远偏僻。
苏轼在临皋亭筑南堂住家,又写下了《南堂》五首,其中《南堂》之四:“山家为割千 房蜜,稚子新哇五亩蔬。”颔联中的“五亩“可能指临皋的“五亩蔬”。说自己在南堂住家, 有田里的五亩蔬,可以逐渐为终老作打算了。为什么想在黄州终老呢?因为朝廷已经不用他 了。“九重新扫旧巢痕”,暗指当时王安石革新官制,苏轼曾任职过的史馆被撤除。陆游在《施 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解释这一句说:“昔祖宗以三馆(按:弘文、集贤、史馆三馆,负责藏 书、校书、修史等事)养士,储将相才。及元丰官制行(按:王安石改革官制),罢三馆。 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
三联承“终老计”说,“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苏轼说要终老黄州,不只是跟江边的沙鸥混熟了,还觉得来的次数多了,他钓鱼所坐之石也觉变暖了。这首诗说与鸥鸟已熟,钓石已温,含有甘心退隐,忘掉其他想法的意思。
他虽说要终老黄州,但还忘不了朝廷,所以又说:“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长久与东风约定,到了正月里,梅花的香魂先返回去,梅花再一度开放。即他希望自己能再回朝廷,宋神宗能再用他。唐末诗人韩偓有《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一诗,韩偓认为虽被排挤到湖南,但想着唐昭宗了解他,还能再起。梅花的花朵通体像玉,湖南梅花一冬两次开,第二次开好比魂的返回,意即希望他能再回朝廷。苏轼诗的末句即化用韩偓诗意,浑然无迹。王文诰注:“公《历陈仕迹状》云:‘先帝复对左右,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臣虽在远,亦具闻之。’此段语意适当其时,正此句之本意所谓‘暗香先返’者也。”神宗有起用他的意思,故称“与东风约今日”。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起用。
这首诗情意温厚,用思雅正。陈衍《宋诗精华录》认为这首诗有《诗经·国风·邶风·旄丘》之意,《旄丘》有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小序》说;“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贵于卫也。”责怪卫侯为何这么久不来救黎侯。可是苏轼的诗只说自己习惯于这种隐居生活,没有一点责怪的意味,显得更其温柔敦厚。又说“渐成终老计”,如同这是他自己的打算,不说被朝臣排挤陷害,只说“九重新扫旧巢痕”,朝廷有新的作为,也很含蓄。他希望能够归朝奉职,这种希望在诗题里只说“复出东门”,含有寻春的意思,这个春天,即“暗香先返玉梅魂”,指梅花在正月里落后再开,比喻他在罢斥后能再回朝。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