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此词起拍二句,言“楚女”飘零在外,寄居于水乡的临河楼宇中。“楼枕小河春水”的“楼”是“楚女”暂栖之所,可推测为一歌楼舞馆,临水构筑。“春水”,点明季节。“枕”字下得别致。
“月孤明”三句写暮春月夜之景而隐含伤春离别之情,说“楚女”自伤身世、月夜难眠。“风又起”,从听觉着笔,表明“楚女”虽然置身床榻而长时间处于不眠状态。“杏花稀”(系“楚女”的想像之辞)虽为景语,但其中亦寓有惜春、伤别之意。月本无所谓孤不孤,但对于欲归不归的楚女来说,它却显得孤独凄清,物象染上了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加之“风又起,杏花稀”,其景象就更凄清,不眠的人儿,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既写暮春之景,又寓有自伤身世飘零,自伤老大,自伤离别的情绪。
过片二句写女子服饰,分别从头上玉钗、乌黑的鬓发及衣裙上金线所绣凤鸟图案着笔,一句写她的头饰和美发,一句写她用金缕盘绣成凤鸟图纹的舞裙,对“楚女”的形态进行描写。金玉锦绣的字面,恰好反衬出主人公内心的空虚索寞。“楚女”如此艳美,然而却长期漂零在外,其独居凄怆之情亦自在不言中。于是最后三句要借“八行书”,诉千里相思隔魂梦萦牵之情,恰值月夜闻雁,便欲凭雁足传书,以道相思之意。言作书寄远,并点明题旨。这数句与李商隐“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异曲同工,虽然明说着欲凭鸿雁寄相思之意,其实隐含的意味却是鸿雁长飞,锦书难托,确有含蓄不尽之情。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写登山所见。词人眼中,有环绕“孤城”的“长淮”逝水,以及岸边的迷离衰草。“故都”与“依然”,表现出一种时空变换的沧桑感。“迷”与“孤”二字,则渲染了一种迷蒙、苍茫的历史厚重感,营造出怀古的感情基调。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用一个“想”字,引出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当时谢安推荐自己的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率军出战,因谢家居住在建康城中名门聚居的乌衣巷,而称谢家子弟为“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是作者赞扬他们少年有作为。“戈戟云横”表面写东晋军队武器齐整,兵容肃穆,实则暗指少年将领们带兵的魄力和谋略。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坐看”一词,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气概。当时,前秦皇帝因拥兵百万,曾说过“以吾之众旅,投鞭子江,足断其流”的话,态度骄狂。因此词人此处称之为“骄兵”。“沸浪骇奔鲸”描写苻坚的军队仓惶逃窜的景象,十分形象。
“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转盼”和“一顾”承接上句“坐看”,突出谢石、谢玄的才能和他们少年豪杰的风采,同时也表现出胜利者特有的淡定自若。“千载”接续“功成”,“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这些千年之后依然故在的景物,仿佛在向词人昭示往日的“峥嵘”,但是“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如今空有河山,豪杰却无处可寻了。感慨中隐约可见词人对当朝无人的失望。
叶梦得是南宋朝廷中坚决的主战派,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主和派。他遭受排挤而离京,心中满是愤慨,面对淝水之战的战场故址,回想那段成功驱逐异族侵犯的战争,自然生出今昔对比之意。
“信劳生、空成今古”,谢氏子弟劳碌一生,他们建立的功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殒,如今只空余“孤城”、“长淮”、“八公山”,向人话说当年。一切终将成空,所以词人“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以自嘲的口气笑自己太过执著纠结。
“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一句,暗含谢安晚年的一段历史典故。谢安年老时被晋孝武帝疏远,一次,在陪孝武帝喝酒时,当时的名士桓伊为他们弹筝助兴,歌曹植《怨歌行》日:“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悲慨,俯仰可观。孝武帝听完后,面有愧色。
同样是忠信见疑,词人拿谢安和自己进行对比,突出了自身处境的悲惨,谢安虽被猜疑,但尚能与孝武帝一同饮酒,且有桓伊为他仗义执言;而自己却只能暮年“独听桓筝”。下阕从“峥嵘”、“豪英”到“空成今古”、“笑我”,再到“可堪岁晚”,词情一再转折,怀古叹今的兴味丰厚浓郁,深合词人当时的复杂心情。
李白有《塞下曲》六首。元人萧士赟云:“此《从军乐》体也。”这一组诗与其他许多初、盛唐边塞诗一样,以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反映了盛唐的精神风貌。
【其一】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寒”字,隐约透露出诗人心绪的波动,何况寒风之中又传来《折杨柳》的凄凉曲调呢!春天在边疆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从笛曲之中去领受,去回味。《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多写行客的愁苦。在这里,诗人写“闻折柳”,当亦包含着一层苍凉寒苦的情调。他是借听笛来渲染烘托这种气氛的。沈德潜评论这首《塞下曲》前四句说:“四语直下,从前未具此格。”又说:“一气直下,不就羁缚。”诗为五律,依惯例当于第二联作意思上的承转,但是李白却就首联顺势而下,不肯把苍凉情绪稍作收敛,这就突破了格律诗的羁绊,以气脉直行,豪纵不拘,语淡而雄浑为其特色了。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古代出征要敲击钲、鼓,用来节制士卒进退,五、六两句,写的正是这种情况。语意转折,已由苍凉变为雄壮。诗人设想:自己来到边塞,就在天山脚下,整日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白天在钲、鼓声中行军作战,晚上就抱着马鞍子打盹儿。这里,“晓战”与“宵眠”相对应,当是作者有意在概括军中一日的生活,其军情之紧张急迫,跃然纸上。“随”字,摹状士卒的令行禁止。“抱”字,描绘士卒夜间警备的情况。二句写的是士卒的生活场景,而他们守边备战,人人奋勇,争为功先的心态则亦尽情流露出来。
尾联“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斩楼兰:据《汉书·傅介子传》:“汉代地处西域的楼兰国经常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出使西域,楼兰王贪他所献金帛,被他诱至帐中杀死,遂持王首而还”。这里是借用傅介子慷慨复仇的故事,表现诗人甘愿赴身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其二】
这首诗写战士们努力征战,不辞辛苦,希望能真正营造出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让广大人民不再受外族入侵的威胁,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其三】
首句写战马飞奔,有如风驰电掣。写“骏马”实际上是写驾驭骏马的健儿们,马壮是为了借喻兵强。在唐代前期,胡马南侵是常有的,唐高祖李渊甚至一度被迫“称臣于突厥”(《旧唐书·李靖传》)。因此,健儿们杀敌心切,斗志昂扬,策马疾行。
“出渭桥”和“辞汉月”,是指出军队的出发点和行军路线。“出渭桥”而“鸣鞭”,正所谓快马加鞭,进一步烘托出健儿们的急切心情,也渲染了军事任务的紧迫和唐军士气的旺盛。气势雄浑,大有高唱入云之势。
从“辞汉月”到“破天骄”,即从军队出发到克敌制胜,是一个极大的转折。“插羽”,鞍上箭。“天骄”,匈奴曾自称“天之骄子”,这里泛指敌人。从“弯弓”到“插羽”,瞬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大转折,省掉了多少鏖战情节和厮杀场面的描写,足见布局的简洁,笔法的洗炼。然而这又是十分自然的、可信的。既然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昂,自然就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天兵所向,势如拉枯摧朽。这是符合逻辑和顺理成章的。也暗示将领指挥得当,这次战役完全符合“兵贵神速”的兵法要求。
五、六句描写“破天骄”后的战场景象。在正义之师面前,敌人不堪一击,土崩瓦解,望风而逃。古人认为客星呈现白色的光芒,就是战争的征兆。星芒已尽,就意味着战争结束。北方沙漠、草原,广阔无垠,浩瀚如海,故名瀚海。“海雾消”,指漠北战争气氛已经消失。
麟阁,即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绘十一位功臣像于其上,后即以此代表卓越的功勋和最高荣誉。霍嫖姚,指霍去病,汉武帝时大将,曾任“嫖姚校尉”。清人王琦云:“末言功成奏凯,图形麟阁者,止上将一人,不能遍及血战之士。太白用一‘独’字,盖有感于其中欤。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风也。”(《李太白全集》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句确实或有讽刺之意。同时也是以士卒口吻表示:明知血战凯旋后只能有“上将”一人图形麟阁,但他们仍因能报效国家、民族而感到自豪和满足。功业不朽不一定必须画像麟阁。这更能体现健儿们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使此诗具有更能震撼人心的悲壮色彩。诗人为“济苍生,安社稷”,是“愿为辅弼”的。但他一直希望功成身退,归隐林泉。他多次表示要“功成身不居”(《商山四皓》),“功成谢人间”(《翰林读书言怀》)。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的素志和生活情趣。这首诗前六句为总的铺叙以引出结尾两句的感慨。在前六句中,前三句描绘出师时的雄壮,后三句妆摹破敌时的英威。全诗笔力雄健,结构新颖,篇幅布局,独具匠心。
【其四】
这首诗写的是闺中女子对远征亲人的思念。开头写闺中女子想象亲人戍守边塞的情形,以此寄托思念之情。接着写女子在离愁的煎熬中,度日如年的情景。
【其五】
首联两句,分述了敌我两军的态势,指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塞虏”,塞外的强盗,含有轻蔑、贬斥之意。当时的北方诸胡,有的还是原始部落,有的则转向世袭王权制,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他们对唐王朝的物质文明常怀觊觎之心,故边境屡遭蹂躏边塞战争大都起因于此。“乘秋下”,是指到了秋收季节,他们就乘隙而入,烧杀劫掠。“天兵”,天朝的军队,含有歌颂、赞美之意。他们堂堂正正,出塞去抗击胡虏。通过措词的褒贬色彩,表明了诗人鲜明的爱憎。
颔联两句,与首联“天兵”照应。“虎竹”,兵符,分铜虎符与竹使符两种,合称虎竹,由朝廷和将领各执一半,发兵时相对合作为凭证。“将军分虎竹”,是指将领接到征战的诏令。“战士卧龙沙”,指军队已抵达塞外战场。“龙沙”,指白沙堆沙漠,在楼兰国附近。这两句属对工整,气势磅礴。从将军到战士,同仇敌忾,威严整肃,争相建功报国。刚刚颁发诏令,很快就已深入敌区,表明进军神速,所向无敌。清人吴汝纶说这两句“有气骨有采泽,是太白才华过人处”(《唐宋诗举要》),是深中肯綮的。
颈联两句,描写边塞风光和战斗生活。“胡霜”与首联的“秋”相照应。“边月”、“胡霜”,均为静物。皎洁的月色,银白的寒霜,笼罩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造成一派朦胧苍凉的气氛。而“弓影”飘移,“剑花”闪烁,则包含着战士的行动。用“随”和“拂”这样两个锤炼而得的动词把两者结合起来,就使静物和人物的动态融为一体,显得生机勃勃。这就构成一种奇妙的意境:于苍茫中见壮美,于异彩中显飘逸。诚如沈德潜所说:“只弓如月,剑如霜耳,笔端点染,遂成奇彩。”(《唐诗别裁》)弓与月,形状相似;剑与霜,颜色相同。诗人巧妙地利用它们的某种共性,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显得自然、和谐,使艰苦的军旅生活衬托得轻松、愉快。因此邢昉说:“以太白之才咏关塞,而悠悠闲淡如此,诗所以贵淘炼也。”(《唐风定》)在尾联中以诗中主人公的口气抒发了“天兵”的必胜信念和献身精神,把全诗推向了高潮。“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是征人向少妇劝慰:未获全胜,玉门关还不能入,请亲人耐心等待,不必长吁短叹。大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据《后汉书》,班超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艺苑雌黄》云:“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李白之善于用典,大率类此。结局不落边塞诗以乡愁,闺怨作结的窠臼,而造成余音袅袅余韵无穷之感。这别具一格的结尾,使贯串全诗的壮美情怀更加完善,崇高精神得到升华了。
【其六】
这首诗写了由于匈奴南侵引起新的战争,但在杰出将领的率领下,勇敢的战士们又一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时北方突厥非常凶悍,对李唐王朝形成了长期严重的威胁。诗人选择汉军抗击匈奴的题材,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