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咏闲居是重要主题之一,也称为闲适诗。对诗人们来说,所谓闲,不仅仅是没事做或不做事,而是相对出仕忙于公务而言,所以闲居诗往往成了隐居诗的代名词。司马光退居后,不能忘怀于朝廷政治,所以这首《闲居》写闲而实不闲,至少是身闲心不闲,因而格调与传统的闲居诗不同。
诗前两句说自己的老朋友及昔日的同僚们纷纷倒戈,支持新法,与自己断绝来往,家里安静得门可罗雀。第二句用汉翟公典故,讽刺人情冷暖,世风不古,表示自己胸中的不平。下半由此发挥。众叛亲离,他自然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连仆人也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勤俭,乘机偷懒,一场春雨过了,庭前杂草丛生,也没人去管。“僮更懒”三字,道出无限辛酸,大有“运衰奴欺主”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句句写闲,门庭冷落,无人过访,就少了许多应酬,可以空闲;自己慵懒,无所事事,也是闲。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景不是优游闲散的,而是内外交困的;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适的,而是抑郁不平的。此诗是浅显中有深致,平淡中有沉郁。这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全诗起句全用《醉翁亭记》首句原文。起笔写出环滁皆山之空间境界,颇有一份大自然怀抱之中的慰藉感,从而覆盖全篇,定下基调。下一个“也”字,已露唱叹之情。“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用原作句意,词句更省净,直指环山中之琅琊。蔚然一词更言深秀,倍加令人神往。“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三句,以便装句法,移植原作中“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下泉上者,醉翁亭也”等句的句意直点出意境核心之所,而语句更加省净。“翁之乐也。”此一句拖笔,变上文之描写而为抒情,词情遂愈发曳生姿。这句是词人统摄原意而自铸新辞,笔力之巨,显然可见。接下来“得之心、寓之酒也。”二句概括原作中“醉翁之意不酒,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之意不酒”原作文眼之句,而山谷却宁舍此不用,可谓独具慧眼。境由心生,故谓之得。酒为外缘,故谓之寓。此句较“醉翁之意不酒”,更为内向,更为深刻。“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此三句,囊括原作“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一节,于朝暮一节仅以日出二字点出,其余略去,而着力写四季。这是因为写四季尤可开拓意境之时间深度,从而与上文环滁皆山的空间广度相副,境界遂愈感阔大遥深,此类笔法,深得造境之理。只言景无穷,而乐无穷实已寓于其中,这又深得融情之法。词人运思之自由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过片,将原文“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一节,尽行打并“游也”这两字短韵的一声唱叹之中,笔墨精炼绝伦。下边着力写太守与众宾客之游乐。“山肴野蔌,酒冽泉香,沸筹霾。”筹,是用来行酒令、饮酒计数的签子。此三句,移植原作中的意境、句意泉香酒洌,系泉洌酒香,倒装为的是增强语感之美。山肴泉酒之饮食,及此处略写的非丝非竹之音乐,正是野趣、自然之趣的体现。极写此趣,实透露出作者愤世之情。众人之乐以至于沸,又正是众人与太守同一情趣之证明。“沸”字添得有力,足见词人文思之奇。人心既与自然相合,人际情趣亦复相投,所以“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太守遭贬谪别有伤心怀抱,故返归自然容易沉醉。众人无此怀抱,故欢然而已。一醉一欢,下字自有轻重。此二句移植原作中“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几句句意。下边,“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三句,揉合“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及“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游宴,不用乐工歌妓弹唱侑酒,因有酿泉潺潺水声助兴。其所乐者何?众人不知,但太守实以与民共乐为乐。“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结句亦隐括原文结语:“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醉翁亭记》以雍容而平易之文情,表现了超越而深沉的哲思,即天人合一、与民同乐的乐观精神。
此词隐括原文,尽得文之精神,故全篇处处能表现乐于自然、乐于同乐之情景。尤其上片云“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下片云“太守醉也”,又云“太守乐其乐也”,反复暗示寄意所,处处都能于隐括之中不失其精神。
黄庭坚的这首《瑞鹤仙·醉翁亭记》其骨架是欧阳修的,文学价值也不能同散文《醉翁亭记》类比。它的好处是将欧文的400余字,缩写改写不到100字,篇幅仅是原文的1/3,而主题却概括了进去。散文《醉翁亭记》,连用了21个虚词“也”字,《瑞鹤仙》亦以“也”字押韵,既保留了《醉翁亭记》的风格,又适应词的格律要求,确实是文坛上的异想天开,另一种的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