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浅白中涵深情、平直中寓奇崛的诗。
首四句点明送友人的时间和地点。深秋的楚地景色,不禁令诗人浮想联翩,渺渺兮骤发思旧之愁怀。诗人曾在唐贞元十九年(803)遭贬南方,为阳山县令,后又曾徙掾江陵,对荆楚之地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所以,接着便有“历历余所经”之叹。这个感叹,既兼有反刍遭贬生涯的苦味,又包含了对故地的留连与怀念之情,感情当是非常复杂的。而对句“悠悠子当返”,则是对友人将返故乡的遥想与勉励。山川邈远,故地风情,您也该返回故乡了。因而,上下对句,形式上非常工整,“历历”与“悠悠”相对,“余”与“子’’相对,“所经”与“当返”相对,对仗可谓一丝不苟,而所濡涵的意蕴却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由此便显出诗人独运的匠心:用工整完全的对仗形式来载荷参差错落的意绪,从形式与内容的迭加错合中,造成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诗境。手法是相当高妙的。接下来八到十句,便是承着“悠悠子当返”进一步联想开去。友人胸秉耿介之怀,孤独南行,旅宿之夜,当也梦见妻子柔顺婉媚的仪容,南方风土殊异,音声亦皆不同了,全诗截此已下来一大半。从开篇,便从大景远景霉起,从远景到近景,从状物到抒情,句句收束,层层递敛,率皆预想途中情景之辞。写彼时彼地,竟未直接写送别一字,直到最后,才将聚焦点对准到了此时此地,戛然而收。
“亲交俱在此,谁与同息偃。”此句一经道出,便流露出了诗人深深的依依惜别之情。到此结束,留有反复咀嚼,回味无穷的余地。
初看此诗,颇感清新澹淡,风神邈远。诗人对友人的殷殷之情,通过对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的描绘,徐徐荡漾而出,可感可亲。这似与韩愈宏放奇伟的风格不大一致。但细味此诗,却可以发现,它的结构也颇奇特。诗人在河南,送友人归湖南故乡,不是从河南的此时此地写起,而是一反常规,从湖南的彼时彼地着笔,而且用十句的大半篇幅来主要描写彼时彼地,仅最后两句才写送别的此情此景,点明题旨,着法甚奇。因而,诗人是突破了常轨旧格,奇构异想。
这首送别词,宛转含蓄,情意绵长。上片写送别时的情景。蜀江春浓,双旌归去。
作者不言自己留恋难舍,而说海棠也似别君难,点点啼红雨。衬托作者惜别之情更深。
下片叮咛别后且勿相忘。“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情深意挚,尽在不言中。
晏殊整整做了五十年的高官。他赋性“刚峻”(《五朝名臣言行录》),处事谨慎,没有流传什么风流艳事。他自奉俭约,但家中仍然蓄养歌妓,留客宴饮,常“以歌乐相佐”(《避暑录话》)。他喜欢纳什么歌妓、姬妾,是容易做到的。照理,他生平不会在男女爱情上产生多少离愁别恨,但他词中写离愁别恨的却颇多。这可能和当时写词的风气有关:酒筵歌席上信手挥写,以付歌妓、艺人歌唱,内容不脱晚唐、五代以来的“艳科”传统;也可能和文学创作的特点有关:它可以描写人们的普遍感情,不限于作者的自我写照。但晏殊写的这类词,也不像完全脱离自身生活的客观描写,这首《踏莎行》小令,就是这样的一首词。
此词写别情。上片起首三句:“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楚辞·离骚》有瑶台这个词,但可能从《穆天子传》写西王母所居的瑶池移借过来,指陆上仙境。说要往海上仙山,没有波涛的险阻,要往瑶台仙境,也有路可通,原来可以双飞同去,但当时却没有这样做;此时“思量”起来,感到“不合”,有些后悔。接着两句:“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是说放弃双飞机会,让“意中人”轻易离开,此时后悔莫及,可就是“山长水远”,不知她投身何处了。“轻别”一事,是产生词中愁恨的特殊原因,是感情的症结所在。一时的轻别,造成长期的思念,“山长”句就写这种思念。它和作者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词中的“山长水阔知何处”,同一意境。
下片,“绮席凝尘,香闺掩雾”,写“意中人”去后,尘凝雾掩,遗迹凄清,且非一日之故。“红笺小字凭谁附”,音讯难通,和《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的“欲寄彩笺兼尺素”而未能的意思相同。“高楼目尽欲黄昏”,既然人已远去,又音讯难通,那么登高遥望,也就是一种痴望。词中不直说什么情深、念深,只通过这种行动来表现,显得婉转含蓄。最后接以“梧桐叶上萧萧雨”一句,直写景物,实际上景中有情,意味深长。比较起来,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虽然妙极,还是失之显露;而作者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词中的“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另一首《踏莎行·小径红稀》的“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结笔的妙处正相同,都是以景结情。
这首词写离愁别恨,侧重“轻别”,有其“个性”;它从内心的懊悔和近痴的行动来表现深情,婉转含蓄,不脱晏殊词的特点;而结笔为最妙,蕴藉而韵高,尤堪玩赏。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