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这首曲赞扬了一位性格豪放、才华横溢的英雄：他具有文韬武略，从不计较穷通得失，入水他能斩杀怪蛟，举手他能射落大雕，筵席上他潇酒挥毫，诗文惊动四座，和那些势利小人迥然不同。
曲子开篇便气势宏大，韵调轩昂：“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作者首先写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胸怀气魄，他能咏诗，会舞剑，可谓是文武双全；此外，他从不计较个人一时的穷困失意或显达得意，思想境界也是不同凡响。
接下来的四五六句鼎足相对，用三个意象，具体描写这位英雄的文武之才：“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能像勇猛威武的周处那样，无畏地在江上斩杀蛟龙，和北齐的斛律光一样箭法高强，射中云中的大雕，更有超凡的文才，能在大庭广众挥毫写诗作文。至此，一位气概非凡的英雄形象已经塑造出来了。
末尾两句“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是作者对世俗小人的嘲讽，他们得志时嘲笑别人，等到他失脚后别人都笑他。作者塑造一个英雄的形象，目的就是为了讽刺现实生活中的势利小人。那种人一发达就嘲笑别人无能，他却没有想到，当他任途失意甚至身败名裂之时，却被天下人耻笑。这结尾两句，对比强烈，力透纸背。
作者在这首曲子里着意刻画了一位性格豪放，不计穷通得失的旷达之士，武功超凡，文才出众。这与张可久经常描写的隐士稍有不同。这说明张可久心中理想人物，未必全是纵情诗酒、放浪山水型的隐逸之士。这首曲子写出了英雄人物应有的气度和胸怀，感情豪迈旷达，笔力雄健奔放，文辞间尽显英雄本色，在《小山乐府》中独树一帜。
其一
这首宫怨，运用深婉含蓄的笔触，采取以景托情的手法，写一个被剥夺了青春、自由和幸福的少女，在凄凉寂寞的深宫中，形孤影单、卧听宫漏的情景。这是从这位少女的悲惨的一生中剪取下来的一个不眠之夜。
在这个不眠之夜里，诗中人忧思如潮，愁肠似结，她的满腔怨情该是倾吐不尽的。这首诗只有四句，总共二十八个字，照说，即令字字句句都写怨情，恐怕还不能写出她的怨情于万一。可是，作者竟然不惜把前三句都用在写景上，只留下最后一句写到人物，而且就在这最后一句中也没有明写怨情。这样写，乍看像是离开了这首诗所要表现的主题，其实却在艺术效果上更显得有力，更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这是因为：前三句虽是写景，却并非为写景而写景，它们是为最后人物的出场服务的。就通首诗而言，四句诗是融合为一的整体，不论写景与写人，都是为托出怨情服务的。
其二
第二首诗描写在夜深霜重的凄凉环境中，宫中女子孤独寂寞的悲惨情景。她彻夜难眠，想起进宫以来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她渴望得到君王的眷顾，在银灯下守到夜深，最后还是失望而终。这首诗情感抒发较为直接，心理刻画较为生动，充分地表现了宫中失宠女子的幽怨之情。
古乐府歌辞中有《怨歌行》一篇，其辞是：“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相传是班婕妤所作，以秋扇之见弃，比君恩之中断。王昌龄就《怨歌行》的寓意而加以渲染，借长信故事反映唐代宫廷妇女的生活。
夜深霜重，木石敲击秋砧的声音响彻寒夜。在这样一个孤寂的深夜，深宫中那个失宠的女子依旧牵挂着君主是否添了衣裳，昏暗的银灯下，独自裁剪缝补，明知道君主不会眷顾，却还是在内心深处怀着深切的期盼。
这首诗以心理上的深刻描写见长，抒情直接，寥寥数语将一个深宫失宠的女子渴望君主眷顾，挂念君主寒暖又间杂着对君主弃自己于不顾，对自己的一厢深情视而不见的怨愤和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深宫失宠女子难于言表的幽怨之情。
其三
第三首诗中前两句写天色方晓，金殿已开，就拿起扫帚，从事打扫，这是每天刻板的工作和生活；打扫之余，别无他事，就手执团扇，且共徘徊，这是一时的偷闲和沉思。徘徊，写心情之不定，团扇，喻失宠之可悲。说“且将”则更见出孤寂无聊，唯有袖中此扇，命运相同，可以徘徊与共而已。
后两句进一步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发挥这位宫女的怨情，仍承用班婕妤故事。昭阳，汉殿，即赵飞燕姊妹所居。时当秋日，故鸦称寒鸦。古代以日喻帝王，故日影即指君恩。寒鸦能从昭阳殿上飞过，所以它们身上还带有昭阳日影，而自己深居长信，君王从不一顾，则虽有洁白如玉的容颜，倒反而不及浑身乌黑的老鸦了。她怨恨的是，自己不但不如同类的人，而且不如异类的物——小小的、丑陋的乌鸦。按照一般情况，“拟人必于其伦”，也就是以美的比美的，丑的比丑的，可是玉颜之白与鸦羽之黑，极不相类；不但不类，而且相反，拿来作比，就增强了表达效果。因为如果都是玉颜，则虽略有高下，未必相差很远，那么，她的怨苦，她的不甘心，就不会如此深刻了，而上用“不及”，下用“犹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是非常深沉的怨愤。凡此种种，都使得这首诗成为宫怨诗的佳作。
其四
同样是抒写失宠宫嫔的幽怨，表现她们内心的深刻痛苦，在王昌龄笔下，却很少艺术上的雷同重复。第四首诗则带有更多的直接抒情和细致刻画心理的特点。
第一句就单刀直入，抒写失宠宫嫔的内心活动。“真成薄命”，是说想不到竟真是个命运不幸的失宠者。这个开头，显得有些突兀，让人感到其中有很多省略。看来她不久前还是得宠者。但宫嫔得宠与否，往往取决于君主一时好恶，或纯出偶然的机缘。因此这些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宫嫔就特别相信命运。得宠，归之幸运；失宠，归之命薄。而且就在得宠之时，也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失宠的厄运会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真成薄命”这四个字，恰似这位失宠宫嫔内心深处一声沉重的叹息，把她那种时时担心厄运降临，而当厄运终于落到头上时既难以置信，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的复杂心理和盘托出了。这样的心理刻画，是很富包蕴的。
失宠的命运降临之后，她陷入久久的寻思。因“思”而入“梦”，梦中又在重温过去的欢乐，表现出对命运的希冀，对君主的幻想，而在自己心中重新编织得宠的幻影。但幻梦毕竟代替不了现实，一觉醒来，眼前面对的仍是寂寞的长信宫殿，梧桐秋叶，珠帘夜霜，听到的仍是悠长凄凉的铜壶清漏。于是又不得不怀疑自己这种侥幸的希望原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梦。以上两句，把女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而又层次分明。
就在这位失宠者由思而梦，由梦而疑，心灵上倍受痛苦煎熬的时刻，不远的西宫那边却向她展示了一幅灯火辉煌的图景。不用说，此刻西宫中又正在彻夜宴饮，重演“平阳歌舞新承宠”的场面了。这情景对她来说是那样的熟悉，使她一下子就唤起了对自己“新承宠”时的记忆，仿佛回到了当初在复道受君主恩宠的日子。可是这一切此刻又变得那样遥远，承宠的场面虽在重演，但华美的西宫已经换了新主。“分明”二字，意余言外，耐人咀嚼。它包含了失宠者在寂寞凄凉中对往事历历分明的记忆和无限的追恋，也蕴含着往事不可回复的深沉感慨和无限怅惘，更透露出不堪回首往事的深刻哀伤。
其五
这是一首抒发宫怨的诗歌。昭阳殿是西汉赵飞燕得宠时住的寝宫，后来以昭阳殿泛指得宠嫔妃。长信宫是在赵飞燕得宠时失宠嫔妃班婕妤住的寝宫，后来泛指失宠嫔妃。
后两句运用对比描写出失宠于得宠截然不同的差距，白露堂中细草迹是指失宠嫔妃的宫闱清冷，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凄清，使得人物也显得十分幽怨。
红罗帐里不胜情，是指得宠的嫔妃寝宫里红帐高挂，与君王软语温存，不胜惬意，说不完的情意绵绵话。
王昌龄从女性角度出发，运用对比，生动形象刻画了失宠嫔妃与得宠嫔妃的天壤之别，是宫怨诗中难得的题材。对那些嫔妃寄予深深的同情。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