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一篇新乐府，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海人无家海里住”，诗一开始便交代了“海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工作环境。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常下水作业，大部分时间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一个“住”字形象而准确地反映出“海人”的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用字可谓精准。次句“采珠役象为岁赋”对首句作了补叙。“海人”以采珠为业，以交纳赋税为目的。可见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负担何其繁重，工作条件又是何其低劣。“恶波横天山塞路”乃诗人渲染之笔，对前两句作出具体的描绘。采珠之时常常是风大浪急、波涛蔽日，运珠之途常常是山陡路仄，坎坷难行。而“海人”却要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毫无安闲之时。度日非常艰难。以上三句对“海人”采珠纳税的整个过程描绘得层层深入，用语简洁生动，形象鲜明，通俗明晰。
末句“未央宫中常满库”是此诗最为精彩之处。与“海人”的无家与未央宫里的珠宝常常填满库房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里写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未央宫中满库房的珠宝竟是“海人”终年辛苦所得，而“海人”却穷困潦倒至“无家”的地步。诗人先以“海人”为描写对象，再现了他们工作条件的艰苦及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结尾处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诗人不予说破，语气含蓄，意在言外，隐含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肆意盘剥劳动人民的无耻行经的强烈讽刺和愤慨。王安石曾这样评价王建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通篇看来，王建的《海人谣》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语言通俗易懂且凝练精悍，极富表现力，有民歌谚谣的色彩，“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风。”（《唐音癸签》卷七引）。通过前三句与尾句的对比，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一出，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