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最先让人感觉到的是夜半时分的寂静。“三更三点”表明时间正好是夜半时。这个时间人世间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万家眠”，可见在诗人感觉中外部空间是万家无声无息，一片无边的沉静。首句连用三个数词，形成一种强调的意味。这种强调，正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引导人设身处地去体味那夜半的气氛。
“露欲为霜月堕烟”，露水即将凝结成霜似乎都能察觉，自然也是在静极无聊中生出此想。而月堕雾中，夜色暗淡，又进一步加重了夜色给人的沉寂感受。“斗鼠上堂蝙蝠出”，因为人静，斗鼠和蝙蝠才这样作闹。而注意到鼠和蝙蝠，则依然由于夜静。“玉琴时动倚窗弦”，比起鼠和蝙蝠之动更微细，几乎近于主观幻觉。但正是由于有这种纤细的感觉，更显得夜静到了极点。
诗人的感觉很纤细。着意从纤细的感觉中写出他的愁怀。所谓“见此愁景，即是愁人”，可以用来说明诗的艺术构思。
兰溪，距黄州70里，今名浠水，发源于大别山，向西南流经兰溪镇入长江。环境优美，每至春末，兰花怒放，兰馨远馥，芳风藻川，是较有名的游览胜地。此诗就是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游览兰溪时写下的一篇佳作。
“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一、二句写兰溪幽美的风景。兰溪的水清澄碧透，波光荡漾;兰花映水，倒影隐隐约约;轻风徐来，满谷飘香，沁人心脾。新雨之后，空气润泽，兰香是那样爽冽，又是那样轻柔，加之时值春末，群芳多谢，兰更显得孤芳独秀，分外妖娆，因而异常诱人，使人有误入桃源之感。诗人着了迷，入了魔，在流连忘返之际自然生出疑窦，造物主怎样造就这人间美景呢？欣赏着美景，探求着其中真谛，冥思苦索，终于悟出此中的奥秘，原来是和屈子有天然联系。
“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楚国大夫就是屈原，他曾任三闾大夫，故称。他被放逐以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楚辞·渔父》)。兰溪，古为楚地，兰花，清幽雅洁。屈原，楚人，嗜兰成癖。饮食，“朝饮木兰之坠露”;服饰，“纫秋兰以为佩”;兰几乎就是屈原的化身。这样由楚地及楚人，由兰花想到屈原又是何等顺理成章，入情入理。屈原与兰溪的联系，正如西子和西湖的联系一样，珠联璧合。应，是曾经的意思。《诗词曲语辞汇释》：“应，犹曾也。”屈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虽被放逐，九死不悔，探求真理，上下求索，“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重华，舜也。舜死葬于九嶷山，此为潇水的发源地。他向舜陈词，怎能不沿此路呢？故诗人以肯定的语气写出，“曾寻此路去潇湘。”正是因为贤人屈原走过此溪，故水才这样碧，花才这般香，人因地而显品，地为人而增芬。这就是作者悟出的真谛。有了这点理解，再回过头来玩味“碧泱泱”、“雨发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美景了。我们从一般视觉嗅觉感性的体味中，来了个理性的升华，而赋予景物以精神特质，水碧乎，人洁也;花香乎，品高也。正因屈原曾沿此路去寻求真理，此溪要用更碧之水、更香之兰为这位先哲祝福，这就是兰溪美的底蕴。对兰溪的肯定，对屈原的赞美，也就是对自己追求的一种暗示。
诗人实以屈原自况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这是作者《郡斋独酌》中写的誓言，现游兰溪，仰慕先哲，不也应像屈原那样“应寻此路去潇湘”吗？“就重华而陈词”者，又何止屈原一人呢！
这首诗是题在杭州望海楼的柱子上的。作者名姓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从中体会到一种复杂的情感。这不是一般的思乡之情，而是作者常年羁旅在外而产生的一种落寞之感。
首句以景起笔，“浙江轻浪去悠悠”，诗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望海楼上向远处眺望，看到了这一场景。在这里，这个叠字“悠悠”下得好，钱塘江的水面悠长而空寂，而诗人的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悠悠”的水波，还是“悠悠”的往事，它们都“去”了，一去不复返，只停留在诗人的记忆里。但是诗人又是如此怀念它们，所以就产生了第二句中所说的“愁”。“望海楼吹望海愁”，有人曾就此句对此诗的作者提出猜想，认为这首诗系郑谷所作，因为第二句中所用的反复手法正是郑诗中常见的。而据笔者考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郑守愚是宜春（今属江西）人，其一生中并未有在余杭（杭州）的经历。但是，这一句所用的手法却是与郑的反复惊人地相似。望海楼上吹来的当然是海风，但在诗人笔下，望海楼上随海风而来的，似有淡淡的忧愁。这个“望海愁”，不仅与“望海楼”谐音，给人以音律反复回环之感，而且“望海”之愁，意蕴深远，含蓄蕴藉。望海时到底引发了什么愁绪？这里诗人没有说，但后二句中却有很明显的答案。
第三句笔锋陡然一转，“莫怪乡心随魄断”，“乡心”即思乡之心，“乡心”断即谓诗人已不再思乡，这是为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在第四句中给出了答案。“十年为客在他州”，原来诗人已在杭州作客十年，十年不得回乡，对故乡早已淡忘，因此是“乡心随魄断”。故乡在诗人心中早已成为远方天际的浮云了啊。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愁”呢？答案就在三四两句中。这其实是诗人“说话的艺术”。“乡心随魄断”是真的已断乡心了吗？很明显不是的，若是则诗人也不必生愁。但诗人偏说：我的乡心早已断结了，因为我远在异乡时间已经太长了。看似豁达，实则倍加思乡！其字字皆从千百回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由此看来，诗人不是“乡心断”，而是“乡心甚深”，以致随魄皆断。这里注意这个“随魄”。如若诗人果真已将故乡忘却，那么他为什么要“断魄”呢？为什么要生愁呢？所以说这是曲笔言愁，而余味悠长。如果诗人一味说“我如何如何思乡啊！”，非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情感的表达，其情感并不直接用语言叙述出，而是让大家在读完全诗中体味出。第二句中“望海楼”“望海愁”交错复沓，声音婉转，而意在突出“望海”，进而引出诗人所表达的“愁”。晚唐的诗风自李义山已渐趋朦胧，而这首诗在朦胧中又有明确的情感，让人回味无穷，无疑是一首上品的佳作。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