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胡长青的说法,把此诗理解为赞美男子的诗应更为切合诗旨。他说,因为《诗经》所产生的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男子早已享有无上的权威,这时期的生殖崇拜是以男性为主题的,称赞子孙众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的颂扬。把生育单纯地归之于妇女,囿于现代的认识习惯,不免惑于事物的表象了。再考察一下诗的本身,通观全篇,并不存在一处描写妇女某种特征的字句,况且“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不是描绘妇女的词语。如果与《卫风·硕人》对妇女身材的描写相对照,更可明了二者的区别。
此诗首先以兴的手法,抒写景物之美。粗大虬曲的花椒树,枝叶繁茂,碧绿的枝头,结着一串串鲜红的花椒子,阵阵清香,随风飘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采摘下来,足有满满的一升。接着,以此为铺垫,以椒喻人,赞美那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人丁兴旺,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比喻新奇、妥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两句又回到了对花椒的抒写上,但因有了中间比喻部分的过渡,已不同于前两句的单纯起兴,而是比兴合一,人椒互化,前后呼应,对人物的赞美进一步深化,含蕴隽永,有余音袅袅之感。而语尾助词“且”的连用,更是增强了情感的抒发,企慕之意,可谓一往情深。
此诗的第二章几乎是第一章的再现,只是调换了两个字,这种复沓的修辞手法,通过对某种事物的反复吟诵,可以收到一唱三叹、情意深致的艺术效果。此诗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比兴的运用,不但使诗的开篇较为自然,没有突兀感;而且以人所共知的美好事物喻人,较含蓄通俗地表现出被赞美主体的品性内涵,易于为人理解、认同。这在《诗经》中运用得极为广泛,“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王逸《楚辞章》),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所普遍接受。
全诗六章,章十二句,为整齐的四言体,每章内容各有重点,按人物的活动依次叙述,脉络连贯,层次清楚。
首章从大禹开通九州,韩城有大道直通京师起笔,表明北方本属王朝疆域。通过周王亲自宣布册命和册命的内容,说明受封的韩侯应担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及周王所寄予的重大期望;任务和期望的根本之点,是作为王朝的屏障安定北方。
第二章叙述韩侯觐见和周王给予赏赐,而这一切都依据礼法进行。呈介圭为贽表明韩侯的合法地位,周王的赏赐表示韩侯受到的优宠。周代以“礼”治国,“礼”就是法律和制度,按制度,周代贵族服饰车乘的质料、颜色、图案、式样、大小规格都有规定,不能僭越。周王赏赐的交龙日月图案的黑龙袍、红色木底高靴、特定规格的精美车辆,都是诸侯方伯使用的。由周王赏赐,类似后世的“授衔”和公布享受何种等级的待遇,它表明受赐者地位、权利的提高:年轻的韩侯一跃而为蒙受周王优宠、肩负重任的荣显人物。
第三章叙述韩侯离京时由朝廷卿士饯行的盛况。出行祖祭是礼制,大臣衔命出京,例由朝廷派卿士在郊外饯行,这也是礼制。祖祭后出行,祭礼用清酒,所以饯行也“清酒百壶”,这仍是礼制。一切依礼制进行,又极尽宴席之丰盛。这些描写继续反映韩侯政治地位的重要及其享受的尊荣。
第四章叙述韩侯迎亲。这一章铺陈女方高贵的出身家世和富贵繁华的迎亲场面,烘托出热烈的喜庆气氛,再现了贵族婚礼的铺张场景和风习,也表现了主人公的荣贵显耀。
第五章重点叙述韩国土地富庶,河流湖泊密布,盛产水产品和珍贵毛皮。这些叙述从蹶父选婿引起,以韩姞满意作结,虽然叙述重点转移,却与上章紧紧钩连,不显突兀,收过渡自然之妙。
第六章叙述韩侯归国,成为北方诸侯方伯,建韩城,施行政,统治百国,作王朝屏障,并贡献朝廷,与首章册命遥相呼应。
全诗的主题是颂扬韩侯,颂扬他接受王国重要政治使命,肩负作为王国屏障安定北方的重任,表现周王的优宠和倚重,公卿对他的尊慕和礼敬,诗中渲染的他的富贵荣华以及他的权威,都与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没有他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篇歌颂接受国家重任的大臣的颂歌。其中,饯宴、迎亲的场景描写,是诗中的插部,用以烘托主人公的高贵荣显,并使全诗波澜迭兴,有张有弛,有明有暗,有庄有雅。相映成趣。
此诗颂美一个荣显的诸侯,却没有溢美之辞,而只是叙述事实,铺陈事物,或正面描述,或侧面烘托,落笔庄重大方,不涉谄谀,也不作空泛议论,这在颂诗中是特出的。
全诗六章,各章重点突出,但前后钩连,结成一体;内容相对集中,而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无割裂枝蔓之累,其结构亦可资借鉴。
此诗的语言风格也变化多姿。首章叙述周王册命,其语言如《尚书》用语般典重古奥;第二章叙述周王赏赐,铺陈华丽,以见恩宠之隆;第三章以下间用叠词、口语,描写有声有色,写得生动活泼。一诗之中,语言风格三易,即俗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李白自从天宝三载辞京还山后,便浪迹天涯,过着游山览水,访僧问道、纵情诗酒的漫游生活,在天宝末年,他在皖南宣州(今安徵宣城)一带,盘桓最久,他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恋。除了与山翁樵夫、屠沽渔商、隐士逸人相交往外,还常常走观串寺,广与和尚道士交朋友。和李白交游的僧人道士,一般都是些精通佛玄、能诗善文的诗僧、学问僧或有学识才情的道士。此诗中所赠别的“山僧”,即是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道行高深的名僧。
水西寺是唐代一所著名的寺院。此寺座落在安徽泾县城西。据《江南通志》记载,水西寺建在泾县西五里的水西山上。这里“林壑邃密,下临深溪,旧建宝胜、崇庆、白云三寺。浮屠对峙,楼阁参差,碧水浮烟,咫尺万状。”水西寺是对水西山三寺的泛指。宝胜寺又叫水西奇,白云寺又叫水西首寺,崇庆寺又叫天宫水西寺。历代名人多到此游览,一些游方的僧人也常封这里挂锡访学。李白所结识的这位山僧,就是外地的云游僧,他也和李白—样是到水西寺游访,二人因此才相逢相识。因此,此诗开头就写道:
“何处名僧到水西?”何处,并不表示诗人不知道这位僧人是从哪里来,而是说这位名僧不是此寺的僧人,而是从外地来的客僧。次句是说明这位僧人来自何方和来访的目的:“乘舟弄月宿泾溪”。“乘舟”一作“乘杯”。“乘舟”较为普通,“乘杯”更富有神奇色彩,以“乘杯”为善。既然诗中说的是位名僧,就应该有些传奇本领。传说刘宋时期有一位杯渡和尚,他能乘木杯渡水,无假风棹,轻疾如飞。此处说这位僧人也如同杯渡和尚一样,颇有灵异之气,是乘杯来到水西的。他来这里似乎不是为了学佛练禅,而是“弄月”。即他来泾溪是为了欣赏这里的风月美景。当然,高僧们不一定像普通和尚一样去坐禅诵经,苦苦修练,清风明月,无非禅心,只要有所妙悟,也一样能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也许就是高僧之所以高明之处。“宿泾溪”,泾溪就是在水西寺旁。不宿寺中而宿泾溪,足见此僧的脱俗之处。
“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第二天清晨此僧就与李白告别而去,手携锡杖上山走了。此僧来时是乘舟(或乘杯)顺水路而来,而分别时却走的山路。“金策”即锡杖,“云梯”,指的是山上的磴道。因远观登山,如登梯而上,高入云中,故云“踏云梯”。诗中不说此僧是扛着锡杖,沿着山中磴道攀山而去,这样写太平凡了,而是说他“手携金策踏云梯”,就把此僧的飘然之状,神异之色突现了出来。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这是从山僧站在山顶上的角度,来写他的感觉。仿佛他是腾身云中、离天宫很近,而回看千山万岭,却都在脚下。而更进一层的意思是借此来寓意此僧的佛学修养之高,说他已近佛界三天(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天)中的最高天,而下视尘寰,远在脚下。以此来突出此僧道行的高深。紧接着后—联又顺手拉来历史上两位高僧来与此僧比较:是东晋时的高僧。他精通《庄子》和《维摩经》,常与当时名士殷浩、郗超交往。他为人放浪不羁、善于玄辩。
《世说新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远公指东晋高僧慧远,他博综六艺,尤善老庄,曾与陶渊明等名士三十多人结莲社,谈玄论道,吟诗作赋,颇有风流名士风度。为后代文人所赞赏。此联的意思是:此僧放浪形骸、谑浪口辩,风流名士的派头,足可以与慧远相提并论!李白将他与历史上的名僧相比,更是为了突出此僧的风度和才情。由此可见,此僧还是一位善于谈玄论道、诗酒风流的放浪人物,以致于与他萍水相逢的李白也对他赞赏有加。于此,一个佛学高深,诗酒啸傲,行迹诡异,举止不凡的高僧形象,已从诗中唤之欲出,廖廖数句就刻画出了一位神态飘洒的高僧。可见诗人的技巧之高超。
诗的尾联抒写了诗人对这位高僧的深切怀念。“此度别离何丑见,相思一夜瞑猿啼。”刚刚分别就想着何日能再见面。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在僧人中的朋友,对李自来说不是很多的。“相思一夜”暗寓出李白因相思此友而一夜没有合眼。正是整夜相思不寐,所以李白才会感觉到夜间的哀猿一直在山间悲啼。而这哀猿的悲啼,更增加了诗人与朋友的相思离别之苦。虽然这首诗就在凄迷的夜猿声结束了,但是诗人对朋友的深厚友情,却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
此诗是一首七言排律,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一贯不愿受格律束缚的自由浪漫诗人的李白,却用七言排律写诗。李白这首七言排律,也和李白其他律诗一样,有“以古入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