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胡长青的说法，把此诗理解为赞美男子的诗应更为切合诗旨。他说，因为《诗经》所产生的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男子早已享有无上的权威，这时期的生殖崇拜是以男性为主题的，称赞子孙众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的颂扬。把生育单纯地归之于妇女，囿于现代的认识习惯，不免惑于事物的表象了。再考察一下诗的本身，通观全篇，并不存在一处描写妇女某种特征的字句，况且“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不是描绘妇女的词语。如果与《卫风·硕人》对妇女身材的描写相对照，更可明了二者的区别。
此诗首先以兴的手法，抒写景物之美。粗大虬曲的花椒树，枝叶繁茂，碧绿的枝头，结着一串串鲜红的花椒子，阵阵清香，随风飘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采摘下来，足有满满的一升。接着，以此为铺垫，以椒喻人，赞美那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人丁兴旺，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比喻新奇、妥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两句又回到了对花椒的抒写上，但因有了中间比喻部分的过渡，已不同于前两句的单纯起兴，而是比兴合一，人椒互化，前后呼应，对人物的赞美进一步深化，含蕴隽永，有余音袅袅之感。而语尾助词“且”的连用，更是增强了情感的抒发，企慕之意，可谓一往情深。
此诗的第二章几乎是第一章的再现，只是调换了两个字，这种复沓的修辞手法，通过对某种事物的反复吟诵，可以收到一唱三叹、情意深致的艺术效果。此诗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比兴的运用，不但使诗的开篇较为自然，没有突兀感；而且以人所共知的美好事物喻人，较含蓄通俗地表现出被赞美主体的品性内涵，易于为人理解、认同。这在《诗经》中运用得极为广泛，“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王逸《楚辞章》），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所普遍接受。
全诗六章，章十二句，为整齐的四言体，每章内容各有重点，按人物的活动依次叙述，脉络连贯，层次清楚。
首章从大禹开通九州，韩城有大道直通京师起笔，表明北方本属王朝疆域。通过周王亲自宣布册命和册命的内容，说明受封的韩侯应担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及周王所寄予的重大期望；任务和期望的根本之点，是作为王朝的屏障安定北方。
第二章叙述韩侯觐见和周王给予赏赐，而这一切都依据礼法进行。呈介圭为贽表明韩侯的合法地位，周王的赏赐表示韩侯受到的优宠。周代以“礼”治国，“礼”就是法律和制度，按制度，周代贵族服饰车乘的质料、颜色、图案、式样、大小规格都有规定，不能僭越。周王赏赐的交龙日月图案的黑龙袍、红色木底高靴、特定规格的精美车辆，都是诸侯方伯使用的。由周王赏赐，类似后世的“授衔”和公布享受何种等级的待遇，它表明受赐者地位、权利的提高：年轻的韩侯一跃而为蒙受周王优宠、肩负重任的荣显人物。
第三章叙述韩侯离京时由朝廷卿士饯行的盛况。出行祖祭是礼制，大臣衔命出京，例由朝廷派卿士在郊外饯行，这也是礼制。祖祭后出行，祭礼用清酒，所以饯行也“清酒百壶”，这仍是礼制。一切依礼制进行，又极尽宴席之丰盛。这些描写继续反映韩侯政治地位的重要及其享受的尊荣。
第四章叙述韩侯迎亲。这一章铺陈女方高贵的出身家世和富贵繁华的迎亲场面，烘托出热烈的喜庆气氛，再现了贵族婚礼的铺张场景和风习，也表现了主人公的荣贵显耀。
第五章重点叙述韩国土地富庶，河流湖泊密布，盛产水产品和珍贵毛皮。这些叙述从蹶父选婿引起，以韩姞满意作结，虽然叙述重点转移，却与上章紧紧钩连，不显突兀，收过渡自然之妙。
第六章叙述韩侯归国，成为北方诸侯方伯，建韩城，施行政，统治百国，作王朝屏障，并贡献朝廷，与首章册命遥相呼应。
全诗的主题是颂扬韩侯，颂扬他接受王国重要政治使命，肩负作为王国屏障安定北方的重任，表现周王的优宠和倚重，公卿对他的尊慕和礼敬，诗中渲染的他的富贵荣华以及他的权威，都与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没有他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篇歌颂接受国家重任的大臣的颂歌。其中，饯宴、迎亲的场景描写，是诗中的插部，用以烘托主人公的高贵荣显，并使全诗波澜迭兴，有张有弛，有明有暗，有庄有雅。相映成趣。
此诗颂美一个荣显的诸侯，却没有溢美之辞，而只是叙述事实，铺陈事物，或正面描述，或侧面烘托，落笔庄重大方，不涉谄谀，也不作空泛议论，这在颂诗中是特出的。
全诗六章，各章重点突出，但前后钩连，结成一体；内容相对集中，而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无割裂枝蔓之累，其结构亦可资借鉴。
此诗的语言风格也变化多姿。首章叙述周王册命，其语言如《尚书》用语般典重古奥；第二章叙述周王赏赐，铺陈华丽，以见恩宠之隆；第三章以下间用叠词、口语，描写有声有色，写得生动活泼。一诗之中，语言风格三易，即俗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李白自从天宝三载辞京还山后，便浪迹天涯，过着游山览水，访僧问道、纵情诗酒的漫游生活，在天宝末年，他在皖南宣州（今安徵宣城）一带，盘桓最久，他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恋。除了与山翁樵夫、屠沽渔商、隐士逸人相交往外，还常常走观串寺，广与和尚道士交朋友。和李白交游的僧人道士，一般都是些精通佛玄、能诗善文的诗僧、学问僧或有学识才情的道士。此诗中所赠别的“山僧”，即是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道行高深的名僧。
水西寺是唐代一所著名的寺院。此寺座落在安徽泾县城西。据《江南通志》记载，水西寺建在泾县西五里的水西山上。这里“林壑邃密，下临深溪，旧建宝胜、崇庆、白云三寺。浮屠对峙，楼阁参差，碧水浮烟，咫尺万状。”水西寺是对水西山三寺的泛指。宝胜寺又叫水西奇，白云寺又叫水西首寺，崇庆寺又叫天宫水西寺。历代名人多到此游览，一些游方的僧人也常封这里挂锡访学。李白所结识的这位山僧，就是外地的云游僧，他也和李白—样是到水西寺游访，二人因此才相逢相识。因此，此诗开头就写道：
“何处名僧到水西？”何处，并不表示诗人不知道这位僧人是从哪里来，而是说这位名僧不是此寺的僧人，而是从外地来的客僧。次句是说明这位僧人来自何方和来访的目的：“乘舟弄月宿泾溪”。“乘舟”一作“乘杯”。“乘舟”较为普通，“乘杯”更富有神奇色彩，以“乘杯”为善。既然诗中说的是位名僧，就应该有些传奇本领。传说刘宋时期有一位杯渡和尚，他能乘木杯渡水，无假风棹，轻疾如飞。此处说这位僧人也如同杯渡和尚一样，颇有灵异之气，是乘杯来到水西的。他来这里似乎不是为了学佛练禅，而是“弄月”。即他来泾溪是为了欣赏这里的风月美景。当然，高僧们不一定像普通和尚一样去坐禅诵经，苦苦修练，清风明月，无非禅心，只要有所妙悟，也一样能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也许就是高僧之所以高明之处。“宿泾溪”，泾溪就是在水西寺旁。不宿寺中而宿泾溪，足见此僧的脱俗之处。
“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第二天清晨此僧就与李白告别而去，手携锡杖上山走了。此僧来时是乘舟（或乘杯）顺水路而来，而分别时却走的山路。“金策”即锡杖，“云梯”，指的是山上的磴道。因远观登山，如登梯而上，高入云中，故云“踏云梯”。诗中不说此僧是扛着锡杖，沿着山中磴道攀山而去，这样写太平凡了，而是说他“手携金策踏云梯”，就把此僧的飘然之状，神异之色突现了出来。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这是从山僧站在山顶上的角度，来写他的感觉。仿佛他是腾身云中、离天宫很近，而回看千山万岭，却都在脚下。而更进一层的意思是借此来寓意此僧的佛学修养之高，说他已近佛界三天（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天）中的最高天，而下视尘寰，远在脚下。以此来突出此僧道行的高深。紧接着后—联又顺手拉来历史上两位高僧来与此僧比较：是东晋时的高僧。他精通《庄子》和《维摩经》，常与当时名士殷浩、郗超交往。他为人放浪不羁、善于玄辩。
《世说新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远公指东晋高僧慧远，他博综六艺，尤善老庄，曾与陶渊明等名士三十多人结莲社，谈玄论道，吟诗作赋，颇有风流名士风度。为后代文人所赞赏。此联的意思是：此僧放浪形骸、谑浪口辩，风流名士的派头，足可以与慧远相提并论！李白将他与历史上的名僧相比，更是为了突出此僧的风度和才情。由此可见，此僧还是一位善于谈玄论道、诗酒风流的放浪人物，以致于与他萍水相逢的李白也对他赞赏有加。于此，一个佛学高深，诗酒啸傲，行迹诡异，举止不凡的高僧形象，已从诗中唤之欲出，廖廖数句就刻画出了一位神态飘洒的高僧。可见诗人的技巧之高超。
诗的尾联抒写了诗人对这位高僧的深切怀念。“此度别离何丑见，相思一夜瞑猿啼。”刚刚分别就想着何日能再见面。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在僧人中的朋友，对李自来说不是很多的。“相思一夜”暗寓出李白因相思此友而一夜没有合眼。正是整夜相思不寐，所以李白才会感觉到夜间的哀猿一直在山间悲啼。而这哀猿的悲啼，更增加了诗人与朋友的相思离别之苦。虽然这首诗就在凄迷的夜猿声结束了，但是诗人对朋友的深厚友情，却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
此诗是一首七言排律，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一贯不愿受格律束缚的自由浪漫诗人的李白，却用七言排律写诗。李白这首七言排律，也和李白其他律诗一样，有“以古入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