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从正面提出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说明千里马和伯乐的信赖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开篇就奇峰突起,发人之所未发,点明全文主旨。这句话还包含着一个反题,即“无伯乐,则无千里马”,说明千里马的命运与伯乐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除伯乐而外没有人能识别千里马。
“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具体地描绘了千里马没有遇见伯乐的可悲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痛惜之情。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两句揭示了千里马的才能为何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不知”,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一天能跑千里的马,一顿有时会吃光一石小米。是说才能、本领特殊,食量也特殊。喂马的人不懂得它能一天跑上千里而一般地喂它,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通常数量的喂养,常马吃饱了而千里马远没有吃饱;没吃饱的当然比不上吃饱的,本领自然发挥不出来。这正是说明,千里马喂养不得法,便无法显示它的本领。这一句描述了千里马因肚饥而无法发挥才能的痛苦。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