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刘禹锡写过的三首诗，均很有特色。五绝《浑侍中宅牡丹》，用白描手法，激赏、盛赞了浑家牡丹花的硕大和繁多。此诗还有一定史料价值，说明在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前期，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七绝《赏牡丹》，用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地写出了当年牡丹花盛开能引起京城轰动的“轰动效应”。七绝《思黯南墅赏牡丹》，则运用典故，写牡丹花艳压群芳的美丽。
百花之中，雍容华艳的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名。全诗诗人以虚写称妙，此诗首二句叙写诗人偶遇牡丹之喜，
牡丹 末二句叹赏其色泽之佳。“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首句点明在牛僧孺南墅中，偶然的机会，初次见到牡丹花，就如同遇到生命中“贵人”似的，无意之中技露出牡丹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牡丹是日月精华的结晶，应栽天上，今日人间相逢，纯属“偶然”，所以一见到牛宅中牡丹，就作惊人语。首句破空雨入，诗人恍惚浸入仙境，跟前拟有灵光浮动。此句通过对牡丹花身价的高度估量，暗衬主人之高雅脱俗，一笔双，可见作者对牡丹花的重视及喜爱。后一句即用西王母昆仑山增城之典，巧妙地描写出了牡丹重瓣，花瓣层层叠叠的形态。
第三句由初见牡丹时的萼然惊叹转入对花容花貌的由衷礼赞，牡丹之貌，诗人美其名日“倾城”，这“倾城”二字，殊非过誉。唐代人对牡丹花的迷恋钟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京是牡丹荟萃之地，每当四、五月份牡丹盛开时。整个帝京为之哄动。白居易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欲狂”之诗，刘禹锡也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描述当时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在此，没有用工笔精敷细绘牡丹形象，而是以倾城之举来侧面烘托倾城之色，笔法空灵，较之于工笔重彩勾勒更具无穷魅力。
最后，诗人以“天教晚发赛诸花”一句再评花之品性。重在‘晚”与“赛”两字上做文章。牡丹晚发，开于暮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折中唱道：“牡丹虽好，她春归怎占得先!”既是叹亦是赞。牡丹俏不争春，天教晚发而集众芳之长。当然我们也可由此而寻绎一下诗人彼时心境，也许还包涵着大器晚成或对晚景赞美之昧外之旨。至于“赛诸花”之赛字，亦颇可玩味，既云“赛”，必有赛之对象和意义。在此我们不妨引一下刘禹锡的另一首《赏牡丹》诗。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四句可为“赛诸花”三字诠解。诗人之于牡丹的一片爱心，是与对女性美理想化身的追求以及对阴柔之美的生命体验发生契合的，他对牡丹的美感经验，是在与芍药、荷花诸花品赏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芍药因妖艳而无标格，荷花太洁净而缺少风情，只有牡丹花婀娜而不失端庄，顾盼之间百媚俱生。此种美，才是诗人最心醉的，也是牡丹之所以令群芳失色、独占鳌头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被誉为天姿国色，当之无愧。
第一个把花与女性相比的天才，无疑创造了人类审美历程上的伟大飞跃。尽管刘禹锡这首牡丹诗还是将花拟人，但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此作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他将对牡丹的花容、花性的欣赏和感受，升华到对女性柔美个性形象的精神把握，即形、神、情三者并举，爱得有个性，有情睐，包涵了更广更深的美学意义。
这首诗首句写三军祭祀誓师的悲壮场面，次句用夸张手法极言起义军气势之盛，第三句借用典故来形容义军将士众多，声势浩大，突出军威之壮，末句表达了抗清的必胜信念。全诗一气呵成，语言激昂豪放，雄健有力，洋溢着英雄豪情。
“缟素临江誓灭胡”句描绘出诗人亲率三军面对滚滚长江水，衣冠似雪哭声百里，举哀祭祀，誓死灭胡的悲壮情景。“雄师十万气吞吴”句中“雄”和“十万”言其气势浩大，可以吞掉整个“吴”地，表达出诗人灭清的雄心壮志。
诗人描绘出誓师的悲壮场面尚不足以表明灭清的决心，于是又写出“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两个双重否定句，进一步肯定抗清必胜。这里，诗人借用“投鞭渡”的典故写军旅众多，力量强大，抗清必胜，失地“中原”一定会收复，明朝江山依在。诗中字字句句显出军人风、英雄气、爱国情，读来铿锵有力，令人振奋。
这是岑参一首很特别的诗，和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些相似，但所蕴含的情感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李诗只是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切之情，而岑参既有对朋友的关心之情，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春暮点出了时节，武威和晋昌交代了地点。武威是诗人自己的所在地，晋昌是诗人朋友宇文判官出使返回到达之地。“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则指出是听说朋友出使西域返回。
首联“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写边塞登楼所见之景：岸雨飘过城头之后带来的漫天大雨，从这雨就告诉读者这边塞环境之苦之恶劣，而一只美丽的黄鹂鸟飞上了戍楼躲雨。这只黄鹂成了这环境恶劣的边塞城楼的一抹亮色，似乎也传达的诗人内心的某种温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而在首联，诗人的情感含而未发，并未明言，似有一丝苍凉，更有一缕温情蕴含其中，彰显含蓄之美。
颔联“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尤其巧妙，融情于景，景中有情，情景水相互融。一个“飘”字把游子思乡之泪随塞外飞花漫天飘舞的情景描述出来，形象地突出了客泪之多，乡愁之浓。而“挂”则化无形的情感为有形的形象，把乡愁与杨柳联系在一起，诗人很巧妙杨柳意象中留别的内涵。“柳”和“留”同音，因而在古诗词中柳就有留恋之意。“边柳挂乡愁”把游子的那种浓浓的乡愁具体化、形象化了，好像这乡愁变成了实体物质，挂满了边塞的杨柳树。这沉甸甸的乡愁，这思乡的痛苦，就很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就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把无形的情感——愁绪，形象化具体化，是诗人的匠心所在。
颈联“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直抒胸臆，抒发的是年华已去而功业未成的感慨。“白发悲明镜”与李白在《将进酒》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情感是一致的，抒发的都是年华已去的感伤。而“青春换敝裘”则补充说明了为什么要悲白发。生老病死本是人生难免，而诗人对年华的失去如此悲伤，是因为大好青春年华居然没有建功立业，居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裘”是名贵的皮大衣，是达官贵人才穿得起的，在这里暗指功业。因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盛唐时代的诗人更加是以天下为己任，几乎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宰相之才，能够辅助皇帝成就一个盛世。岑参毫无疑问也会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一个“敝裘”就明白的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得志。
尾联“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抒发了两种情感，一是为好友宇文判官出使顺利返回瓜州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同时又为自己仍然滞留在边塞（武威）而归期无着落而感到伤感与无奈。高兴又伤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透露出来。诗歌的结尾含蓄而有意味深长，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无情未必真豪杰”，边塞诗人不仅仅书写那些雄心壮志，那些塞外奇景，那些男儿豪情，还书写心中的那一缕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