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此诗描写英姿勃勃的青年形象，抒写了诗人远大的抱负。是作者七绝中以豪放胜者。光芒辐射，眩人心眼。
前两句诗人以一个少年入手，认为男儿应当奋发有为、奔赴战场。“男儿作健向沙场”一开篇诗人便直吐胸臆“男儿作健向沙场”。好男儿应去从军，在沙场上逞英豪，建功立业。这句化用乐府歌辞《企喻歌》，写得激昂慷慨，雄姿英发。接着写男子愿意为国捐躯，义无反顾之决心。“自爱登台不望乡”，要登的是单于台，受降台，而不是望乡台。十分有“出不入兮往不返”的气概。
后两句写男儿登临高台之上，勇武的形象光彩照人。“太白高高天尺五”用古谣《三秦记》以形容山高，另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形容豪门的势焰高张。这句是活用古谣的这两种意义，表示自己少年意气之盛，如太白高山，离天很近。末句再用宝刀来比喻自己的豪情，“宝刀明月共辉光”宝刀的寒光闪闪，足以令敌人胆寒。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壮士的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全诗语言豪壮，刻画的少年男儿的英武形象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振奋。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光，在这时期“作健向沙场”，让“宝刀明月共辉光”，即拿起武器戍守边防，建立功业，无疑十分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