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掌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掌了解历史,从掌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掌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掌,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掌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掌多阅历,胸掌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掌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掌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掌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掌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诗的一、三、四联着重表现的是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首联写在送兄弟到越江边时,双双落泪,依依不舍。起势迅拔奇突,悲情无限,有极大的感染力。在二弟宗直暴病身亡之后,大弟宗一又要北适湘鄂之地安家,作者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故曰“残魂”且已“零落”,神情“黯然”却又加“倍”,其中自有贬谪之苦,孤寂之意。此刻兄弟泣别,双双垂泪,虽为人之常情,却另有深意:诗人在极度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需要亲情友情支撑他那即将崩溃的精神世界,然而贬谪以来,亲人相继弃世,此时宗一又要北去,诗人更觉形单影只,愁苦无依。这两句诗既是铺叙,又是情语,充分表现出诗人苦涩的心境和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
第三联是景语,也是情语,是用比兴手法把彼此境遇加以渲染和对照。“桂岭瘴来云似墨”,写柳州地区山林瘴气弥漫,天空乌云密布,象征自己处境险恶。“洞庭春尽水如天”,遥想行人所去之地,春尽洞庭,水阔天长,预示宗一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抑一扬,蕴愁其中:由于桂岭洞庭,一南一北,山川阻隔,以后兄弟相见恐怕就非常不易了。因而在这稍见亮色的描述中先笼罩了一层哀愁,十分巧妙地为尾联的表情达意伏下一笔。
诗的最后一联说,自己处境不好,兄弟又远在他方,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在梦中经常梦见“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一带的烟树。“烟”字颇能传出梦境之神。诗人说此后的“相思梦”在“郢树烟”,情谊深切,意境迷离,具有浓郁的诗味。古往今来,这“郢树烟”似的幻象使失意的迁客骚人趋之若鹜,常愿眠而不醒;但又让所有的失意者无一例外地大失所望。这“烟”字确实状出了梦境相思的迷离惝惚之态,显得情深意浓,十分真切感人。
这首诗所抒发的并不单纯是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同时还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窜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诗的第二联,正是集中地表现他长期郁结于心的愤懑与愁苦。从字面上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报荒十二年”,似乎只是对他的政治遭遇的客观实写,因为他被贬谪的地区离京城确有五、六千里,时间确有十二年之久。实际上,在“万死”、“投荒”、“六千里”、“十二年”这些词语里,就已经包藏着诗人的抑郁不平之气,怨愤凄厉之情,只不过是意在言外,不露痕迹,让人“思而得之”罢了。柳宗元被贬的十二年,死的机会确实不少,在永州就曾四次遭火灾,差一点被烧死。诗人用“万死”这样的夸张词语,无非是要渲染自己的处境,表明他一心为国,却被长期流放到如此偏僻的“蛮荒”之地,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两句,有对往事的回顾,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吟,字字有血泪,句句蕴悲戚。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柳宗元的这首诗既叙“别离”之意,又抒“迁谪”之情。两种情意上下贯通,和谐自然地熔于一炉,确是一首难得的抒情佳作。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陆游与韩元吉在镇江相聚两月,登临金、焦、北固,观江景、 饮美酒的机会一定是很多的,在即将离别之际,更感到相聚时间的宝贵,多在一起说说话,比什么都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懒向沙头醉玉瓶”一句。这一句是有所本的,杜甫的《醉歌行》有句云:“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这首词的头一句即由此而来,不但词语极相近似,而且透露了分手离别的含意。既然懒得再去观景饮酒,那么,更好的选择就是“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了。夕阳引发依恋之情,暮角引发凄凉之感,此情此感共同组成了一种适于促膝倾谈的环境气氛,所以说它“最关情”。但此时的“情”究竟是什么,却因为它的千头万绪而难以表述得清晰具体。
《浣溪沙》的下片头两句,大都要求对偶,故而往往是作者最着力的地方。陆游写在这儿的对联虽然浅显如同白话,但其说忙说愁仍是概括笼统,并不得其具体要领。写到最后“客中无伴怕君行”一句,则以其直言无隐、真情流露打动读者,并将依依惜别之情和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