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藻是嘉庆年间浙江仁和的一位女词人。她天资聪慧，才气过人，自称“扫眉才子”，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名媛淑女交往唱酬，颇负盛誉。所作小词巧于构思，精于造语; 长调则豪放有丈夫气，尤善题画。这首《如梦令》以寻常口语入律，可与《漱玉词》媲美。
词人抓住生活中一个细节——燕子飞入帘幕，巧妙地加以生发，用人禽对话的生动形式，抒发其春闺寂寞的心情，读来别有情趣。
首句“燕子未随春去”，出语平淡而意蕴深曲。燕子是一种候鸟，春社来，秋社去。在百花争妍、百鸟和鸣的春天，她伴随春光一起来到江南，穿帘过户，栖梁而宿;而当雨狂风斜、众芳凋零的暮春，她仍留在梁间，给爱春惜春的人以心理上的慰藉。本词开头这句略去对繁华春景的铺写，也不说春事消歇、春意已尽，单说“燕子未随春去”，则爱春、惜春之意已明。这种手法词家称之“扫处即生法”。次句“飞到绣帘深处”承接上句而补足语意。词人独处深闺，忽见一双燕子穿入绣帘，心中又是惊讶，又是欣喜，又是疑惑。惊的是燕子闯进闺房，可谓不速之客;喜的是燕子未随春去，说明春意尚留驻人间，何况闺中寂寞，这自天而降的小生物正好作伴; 疑的是小燕子绕梁而飞，口中呢喃不停，它究竟在商量什么呢?词人不免定下神来注视片刻：“啊! 莫非是想搬来和我同住吧! ”(侬，吴地方言，即我)燕子没有回答，可是女主人却迟疑了——“延伫，延伫”两句重言把人物恍然大悟、惊定还疑的神色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出来： 有燕子同住，固然可聊解寂寞，但终究排遣不了心头的怨愁，所以又含笑带趣加以回绝说：“不许!”
一首短短的小令出现了两个富有个性的形象： 活泼多情的燕子和孤独寂寞的女主人。前者是后者的陪衬。自从燕子入帘，女主人的心理活动一下就活跃起来：时惊时喜，似痴似顽，自猜自疑，自问自答，嬉笑打趣的背后隐藏着春闺独处的郁闷。词中用语浅近而活泼，对话生动，纯以口语入律，“莫是要和侬住”、“含笑回他： ‘不许’ ”这类句子与李清照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辛弃疾《西江月》“却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都是词中口语化、散文化的佳句
此诗前四句写景，以疏烟、明月、树木、微雨、落花、村落背景的怆凉衬托杜鹃的声声哀鸣，气氛极浓。后四句抒情，叙述自己本来已经伤心，听到杜鹃声就更悲伤了，因而产生了思家的念头。全诗基调激越，主体和客体两两相形，蕴露有法。
此诗一开始，诗人便以杜鹃自喻。杜鹃的声声嘶鸣，凄切动人，蕴含着自己的万古冤屈。
颔联写杜鹃生活之环境，诗人叠用六个名字，营造出了雾霭弥漫、烟雨迷茫、明月凄清、落花遍地的客观环境，这实际上是诗人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曲折反映。现实世界知音难觅，诗人内心的冤屈无人可以申诉，也无人可以分担。这一联是写景。
诗的下半部分，明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诗人泪将干，魂欲断，自怨自艾，自惭自伤。因此，他深深责怪自己“谬从科试”作茧自缚。如今，听到杜鹃的声声哀啼，他越发思念家乡，甚至意欲远离仕途，回归家园。特别是诗歌尾联，虽然表面上是对自己的责怪，然而读者从中却可以体味到诗句的言外之意。仕途的险恶、科举的束缚、人生的无常，使诗人产生了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如果联系余靖的生平，就能领悟这诗句所包蕴的人生况味。余靖出身于仕宦之家，性聪慧，少年师从林和靖先生，23岁便进士及第，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等。宋景祐三年（1036），因向皇帝上书为被贬的范仲淹辩护而遭贬。因而，诗人发出了“名缰惭自束，为尔忆家园”的感叹。
全诗托物寓怀，抒写了身世之感。以杜鹃的声声嘶叫表现诗人的万古之冤，用杜鹃声引发诗人“将干泪”、“欲断魂”体现诗人寸肠欲断的百结愁肠，表现了沉郁愁苦的感情基调。而且，诗中有杜鹃生长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诗人借此反映了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使诗歌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