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与《京都元夕》以乐景寄哀愤的写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诗人心目中,元夕时的热闹也好,冷清也好都排遣不了他浓重的家国之恨;都流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愤激的情感。该诗前两句写景,景是凄凉萧条的,这是诗人冷清孤寂心境的观照;后两句抒情,情是凄苦忧伤的,这是由灯火微茫、村荒地野、黄叶漫山、积雪拥门的景所引发的,是外景与内情契合而一所激起的心灵的颤动。以景显情,情景交汇,使这首咏叹节令的小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句,描写长寿山居元夕景况。荒村里,隐隐约约地有几点灯火,与“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的京都元夕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元夕他既未出游,又无人过访。山居处所,黄叶满山,积雪堆门,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共”字写出唯有微茫灯火与荒村相伴;“漫”“拥”表现残叶遍野,积雪塞门。如此意象,映衬出了诗人冷清孤寂的心境。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句,触景生情,直接抒发诗人心中的郁积。三十九年,多少往事,如今只落得形单影只,独自和黄昏作伴。“只留”已见形孤;“孤影”再现影单。“黄昏”既暗示年令的迟暮,也暗示金国的国运如日薄西山。“只留孤影伴黄昏”,就意味着诗人在独自为自己的迟暮,金朝的没落而深深的忧伤。
该诗因为贯注着诗人深沉的国衰之痛,沧桑之慨,所以境界就远远地高出一般的咏叹景物的诗篇,显得意境峻拔,气势沉郁。“三十九年何限事”,蕴蓄了无尽的国仇家恨,无尽的苦辣辛酸。北方蒙古军残暴侵凌,金王朝飞速衰落,“何限事”中包含着的正是诗人的无穷恨憾。“只留孤影伴黄昏”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孤寂凄清,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的牵系和忧虑。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