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郢》结构上最为独特者，是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才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这就使诗人被放以来铭心难忘的那一幅幅悲惨画面，一幕幕夺人心魄、摧人肝肺的情景，得到突出的表现。
《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
此诗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
诗的开头，诗人仰天而问，可谓石破天惊。此下即绘出一幅巨大的哀鸿图。“仲春”点出正当春荒时节，“东迁”说明流徙方向，“江夏”指明地域所在。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所以诗中说诗人走出郢都城门之时腹内如绞。他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他要多看一眼郢都!他伤心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了。“甲之鼌(朝)”是诗人起行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九年来从未忘记过这一天，故特意标出。第一层总写九年前当郢都危亡之时自己被放时情景。
诗作第二层，为“望长楸而太息兮”以下三节，写船开后仍一直心系故都，不知所从。“长楸”意味着郢为故都。想起郢都这个楚人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忍不住老泪横流。李贺说：“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因为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诗中从“西浮”以下写进入洞庭湖后情形，故说“顺风波”(而非顺江流)，说“阳侯之氾滥”，说“翱翔”，等等。
“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三节为第三层，写继续东行时心情。“运舟”指驾船、调转船头。“上洞庭”言由洞庭湖北行，“下江”言顺流而下。去之愈远，而思之愈切。诗人之去，可谓一桨九回头，读之真堪摧人泪下。
“当陵阳之焉至兮”以下三节为第四层，写诗人作此诗当时的思想情绪。在这一层中才指出以上三层所写，皆是回忆；这些事在诗人头脑中九年以来，魂牵梦萦，从未忘却。“当陵阳之焉至兮”二句为转折部分，承上而启下。此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上游，宜春以南。《汉书·地理志》说：“庐江出陵阳东南”，即此。其地与湖湘之地只隔着罗霄山脉。大约诗人以为待事态平息，可以由陆路直达湖湘一带(俱为楚人所谓“江南之野”)，故暂居于此。
诗作第五层，即“外承欢之汋约兮”以下三节，承接第四层的正面抒情，进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还因为他们无忧国忧民之心，只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诬陷正直之士，所以在治国安民方面实在难以倚靠。但关键还在于当政者喜好怎么样的人。“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作品表现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诗的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乱辞总承此两部分，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极为感人。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诗作结构上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一，开头并未交待是回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四句为一节，三节为一层意思，很整齐。语言上的特点是骈句多，如“去故乡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哀故都之日远”等，既富有对偶美，也有助于加强感情力度。在风格上，徐焕龙《楚辞洗髓》谓之“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诚然。
黄仲则于乾隆34年(1769)冬天到达湖南。他凭吊了汨罗江畔屈原、贾谊的祠堂，登临衡山，观赏了南岳风光。名胜古迹，振奋了诗人雄奇的意气，也引发诗人无限慨叹。虽然谒见了湖南观察使王太岳，但并未找到安身之地。终于在第二年春末夏初，怀着忧伤心情，“浮洞庭，由大江以归”。即将离开湖南时，面对浩浩洞庭，诗人写下了这首词。
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正如诗人在《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中所云:“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词限于句式，仅用“湖天阔”三字，概括了这种境界。“清湘望断三更月”，诗人极目回望经过的湘水，依依不舍。“三更月”，言凝望之久，清凉的月光也给人凄凉之感。“猿声是泪，鹃声是血”，形容伤感之极。《水经注·江水》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从此猿鸣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华阳国志》谓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声声哀鸣，乃至流血。白居易《琶琶行》把两者合而为一:“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声鹃声，血泪和流，是古代文学表示悲伤的典型事物。上片泛写伤感，下片月明离愁。
“清湘望断”，在久久的凝视中，浮现出湘水女神的形象。屈原《远游》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鼓瑟成了人们神往的情景。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对此作过描摹，其著名的结句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里的“曲终数月烟鬟没”，略作变化，曲终人杳，神女隐于湘水之中。烟鬟，指妇女鬓发，借指神女，喻其风神。“数月”，影影绰绰，不甚分明的样子，托出神妙气氛。湘水女神相传是大舜妻子娥皇、女英两姊妹。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思念不止，泪下沾竹，成为斑竹(见任昉《述异记》)。因此，“此间自古离愁窟”，娥皇姊妹与舜的生离死别成为千古悲剧，现在尚有“几丛斑竹，临江犹活”可证。用一个“活”字说明它曾惹起古今多少黯然销魂之感。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