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袁家渴的景观。行文中，山、水、树、石、花、草、洲、潭、渚、岩巧妙组合，搭配天成，形、声、色、韵、动、静、疏、密和谐互用，贴切优美，显示出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极为巧妙的笔力和描写景物的丰厚的艺术底蕴。
文章开头先写：由冉之向西南从水路行十里。山水好的地方有五处，都比不钻姆潭。由之口向西，从陆地行进，风景好的地方有八、九处，都比不上西山。然后才写袁家渴：由朝阳岩向东南从水路行，到芜江，风景好的地方有三处，都比不上袁家渴。这徉写，表面上看似乎很费笔墨，实际上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这种写法，既把袁家渴的地理位置作了明白的交代，又突出了袁家渴的风景幽丽奇异，而此文就是将三处相提并论，称它们“皆永中幽丽奇处也”，无疑起到了以前述两处来陪衬、突出袁家渴的作用。
第二段从总体上描写袁家渴。首先简单介绍袁家渴的音义。其次写袁家渴水流情状。其七游同南馆高嶂汇合，下游流入百家濑。“其中重洲小之……忽又无际。”写袁家渴水上风光，都是四字句：那里水中有许多小洲，小洲上又有一条条小之。水流深的地方形成清澈的水潭；水浅的地方土地露出水面成为小渚。它们中间夹杂着曲折的流水。深潭水流平稳，呈深黑色；水流湍急的地方像煮沸的水飞起白沫。最为精采的是“舟行若穷，忽又无际”两句。至此，作者就描绘出了奇妙的画面：船儿正在行进，忽然一座山挡住去路，似乎已到了路的尽头；但河流一转，绕过山峦，眼前猛然一亮，却是无边无际的开阔水面。
第三段写水中山色，“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概括写山上的景色，突出美石和冬夏常青的树木。下面具体写岩洞，白砾，各种树木，香草。其中突出地描绘犷一种奇异的草，它的样子像合欢而有藤蔓，缠绕在水石上。
第四段是全文最精采的部分，写山风吹动下的动人景色：每当大风从四面山上刮下来的时候，摇动着大树，各种草儿随风倾倒，红花和绿叶被风吹得纷纷乱乱，像是吃惊似的。浓郁的花香随风拱散；浪涛冲击之水回旋，纷纷退到澳谷里去，摇动着茂密的花草，这种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无穷。这里的风光大致如此，没有力、法把神种景象全部描绘出来。这一段写风，把山风申的树木、花草、波涛的动态写得生动逼真。不仅写出了色彩，而且写出了香气；不仅写出了姿态，而且写出了情感。文中的一个“骇”字，使红花绿叶入格化。同时也融进了作者的情感。清人沈德潜评道：“亦善写风，前篇骇动，此篇静远。”“前篇”即指《袁家渴记》。
最后一段，以“永之人未尝游焉”为中心而述，这里与《钴鉧潭西小丘记》类似，而用笔各殊。这样奇伟、这样高洁、这样清丽幽雅的风景区，却无人了解，长久地被遗弃、被埋没，连当地人都“未尝游”。作者“发潜德之幽光”，以巧夺天工的笔墨描绘这种自然美，表彰这种白然美，“出而传于世”，既表现了他对受压抑、受摧残的美好事物的无限同情爱护，也寄托了他自己的无限惨痛、无限深沉的身世之感。最后点明取名袁家渴的由来。因为那块土地的主人姓袁，所以才取名为“袁家渴”的。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