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王安石针对当时俗儒歪曲历史事实,把糟粕当精华的情况而写的,诗的前四句说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这首诗写得深沉、抑郁,抒发了诗人的忧愁和怨愤,容量甚大,耐人寻味。
诗的开头四句说自古以来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历史从来都是难以说清的,即便是在当时也是非难辨,在遥远的后世就更是如此了。
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因而史书不过是故纸堆而已,并不能真正表达出历代高贤的品格。王安石不只是替古人感慨,也是为自己担忧,他已经预感到那些守旧势力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后世强加于他的污水肯定不会少。他提醒人们,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正史”对他的评价。应当透过层层迷雾追寻历史的真相。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是被后人推崇引用的名句,常用来说明在文艺创作上刻画人物时,外表好写而内心世界和本质精神却不易写的道理;或者说明要反映事物的本质是不容易的。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
这首《鹧鸪天》,题下注明“代人赋”,说明词中抒情主人公并非作者自己。这首词是作者代一位妇女而赋的,那位妇女的意中人刚离开她走了,她正处于无限思念、无限悲伤的境地。
“晚日寒鸦”,这是送人归来后的眼中景。“晚日”的余辉染红天际,也染红长亭古道和目之所极的一切,这是空间。夕阳愈来愈淡,夜幕即将降落,这是时间。而她送走的那位意中人,就在这空间、这时间中愈走愈远了。“寒鸦”当“晚日”之时,自然应该寻找栖息之处,大约在绕树啼叫吧。可是那位行人,他此刻孤孤零零地走向何处,又向谁家投宿呢?正因为这样,那本来没有感情的“晚日”和“寒鸦”,在那位女主人公的眼中,就变成“一片愁”了。
这首词,是写别愁离恨的。“愁”与“恨”,乃是全篇的基调。按照一般的构思,接下去仍然要写愁写恨,但作者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跳出窠臼,不再写哀景,而是用清新愉悦的笔触,勾画出一幅乐景:“柳塘新绿却温柔。”把读者引入春意萌动、春情荡漾、温馨柔美的境界。“柳塘”一词,使人想见塘周遍植垂柳;但目前处于什么季节,却无从得知。联系前面的“寒鸦”,便会想到时值严冬,柳叶黄落,塘水冰封乃至完全枯竭,那景象,自然是萧条的。然而诗人却别出心裁,于“柳塘”之后缀以“新绿”,便立刻唤来了春天:塘周柳丝摇金,塘中春波涨绿,已够赏心悦目了;那料到在此基础上,又加上“温柔”一词。相对于严冬而言,初春的水显得“温”,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但说它“温柔”,这就不仅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感觉,而且表现了她的感情。这感情异常微妙,耐人寻味。那一塘春水,既倒映着天光云影和四周的垂柳,又浮游着对对鸳鸯或其他水禽。抒情主人公看到这一切,就自然感到“温柔”,从而也联想到她与意中人欢聚之时是何等的“温柔”了。
“晚日寒鸦”与“柳塘新绿”,是送走行人之后相继入目的两种景象。不难想见,这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前者就离别说,故“日”而曰“晚”,“鸦”而曰“寒”,引起的内心感受是“一片愁”。后者就相聚的回忆与展望说,故春景宛然,春意盎然,引起的内心感受是无限“温柔”。
这首词真可谓“工于发端”。开头两句展现的两种景象、两种感受、两种感情所体现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使抒情主人公神态毕现,因而以下文字,即从她的肺腑中流出。“柳塘新绿”,春光明丽,倘能与意中人象鸳鸯那样双双戏水,永不分离,便青春永驻,不会白头。而事实上,意中人却在“晚日”将沉、“寒鸦”归巢之时走向天涯,如果信手拈来,“相思令人老”那句古诗,正可以作为此时心情的写照。然而文学是一种创作,贵在独创。“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两句就是创新,表现心绪低回宛转,笔致可谓摇曳生姿。“无离恨”是假设,不“白头”是假设变成事实之后希望出现的结果。可如今假设未能成立,“白头”已是必然,于是下片紧承“离恨”、“白头”,以“肠已断,泪难收”开头,尽情吐露,略无含蓄。当感情如洪水暴发,冲决一切堤防的时候,是不可能含蓄、因为也用不着含蓄的。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离肠寸断,泪流难止。怀着相思之情,又一次登上了小红楼。美人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时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因为十分相思,望不见人影还要望,所以重上小红楼,幻想着心上人可能仍在楼上。“相思重上小红楼”一句,妙在一个“重”字。女主人公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是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由于十分相思的缘故,望不见人影,还要望,因而“重上小红楼”。
“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明明知道乱山无数,遮断了远方的天空,可还是不由自主地靠在栏杆上,一直凝望。词的最后一句进一步表现美人的痴情。美人知道,视线已被青山遮断,已经看不到心上人,然而对情人的思念使自己不能自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倚靠着楼上的阑干远望。欧阳修《踏莎行》下片云:“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写行人愈行愈远,故女主人公不忍继续远望。辛词则写行人已在山外,而女主人却频频倚栏远望,无法控制自己。表现不同个性、不同心态,各极其妙。
辛弃疾的《鹧鸪天·代人赋》这首词表面上虽然是“代人赋”,但是实际上词人是在写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因为,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一直有用香草美人寄托理想的传统。表面是在写美人相思的苦闷,寄托的是词人辛弃疾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鹧鸪天·代人赋》在风格上也比较特别,是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一首优美婉约词。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这是一篇一篇讽刺小品。题材与内容都很通俗,以七句连用七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对吹牛撒谎者进行了嘲讽,用归谬的手法,让说谎者自我独白,自我暴露,惟妙惟肖。全曲曲辞朴素,幽默诙谐,使人忍俊不禁,充分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东村里鸡生凤。”起唱一句,便令人发笑。鸡与凤虽说皆为禽类,鸡生风却是绝不可能。然而语气却那么肯定,东村里是地点,鸡生下了凤是事实,说得几乎真了。以绝对肯定的语言,说子虚乌有之事情,抓住一点似是而非之处捏造出瞒天过海之谎言,这正是天下一切说谎人的惯伎。此句东村里三字之口吻,已透露出曲中主人公之形象,为一村夫。以下句句亦皆出于同一口吻。“南庄上马变牛。”在说谎人口中,真是无奇不有,南庄上的马也变成了牛。这仍然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说绝不可能之事,令人好笑以上二句,是以乡村中常见的家禽与家畜作为说谎的材料。
下面五句,则是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衣食住行作其说谎的材料。“六月里裹皮裘。”六月里天气最热谁也不会穿上皮裘,可是在说谎人口中,不但是穿了,而且是紧紧地裹上了皮裘。“裹”字,真是活灵活现。“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瓦垄即房顶上的瓦楞,瓦垄上不可能栽树。然而在他口中,不但能栽,而且宜栽!阳沟是旧时房檐下的浅沟,多用砖砌成,以便雨天排水,不可能放得下船,更不用说什么行舟了。然而他偏说好驾舟。谎言愈说愈玄,愈说愈大。这正是说谎的规律。“瓮来的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瓮来的”即在瓮中作熟拿出来的意思。大肉指猪肉,今西北方言犹有此语。大肉馒头即猪肉馅包子。大肉馒头只有蒸出来的,没有瓮出来的,只有酒才是瓮(酿)出来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令人捧腹。茄子是最常见的一种蔬菜。茄子再大,也不会大如斗。然而他说得更肯定了。“俺家的”三字,尤其有趣,前诸谎言或可为听人所说,“俺家的”却是亲眼所见,亲手所种了,且别家无我家有,无以对证,这又是吹牛说谎的杀手铜,然惟其一来,前面的谎言都出自此公所造,便不待言。说谎人的形象因此而愈加具体生动。
这篇讽刺小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说谎人的口吻构成全曲,而不加丝毫评判或叙述。这样便逼真、生动地凸现出说谎人的声口、性格。二是说谎人的谎言全部取材于农村生活常见现象,说者煞有介事,听者洞若观火。其实,这样的谎言一闻而知是假,根本起不到谎言的作用,作者在此只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其明了的事实,来揭穿谎言的实质罢了。
元散曲中讽刺作品很多。此曲不过是调侃游戏之作,逗人一笑而已:很难说有何深旨大义,然而却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