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景抒情之诗,诗歌一开篇便透出一股帝王雄霸之气,收束由景入情。首联写总景,俯视滔滔渭水;翠峰直插云天;颔联写远景,写日出的壮美和岩烟的朦胧;颈联写近景,写山林的迷离昏暗,尾联收束发感慨,江山如此壮美,无须再去寻仙。此诗用词壮丽雄奇,庄重严整,音韵和谐,语势流畅。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起笔豪雄,一个“俯”字,有居高临下之势;一个“插”字,有威猛挺拔之气。岭上彩霞,托出一轮红日;青翠深山,蓄积千重云烟。颔联“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二句写出了日出的壮美和岩烟的朦胧景象,尤显绚烂多彩。层层红林,雾气迷蒙,分不出早晚;重重远山,云烟遮蔽,似缺又似全。颈联“叠红朝若夜,复岫阙疑全”二句写远山近林的迷离昏暗,茫茫一片,透露出山林幽深、朦胧、神秘的特点。上面六句描写终南美景,笔触华美、壮丽、雄奇,虽平仄不合律,但以对句出之,尤显庄重、严整,使音韵和谐,语势流畅。尾联“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二句抒怀,直言面对美好的山水,将人生的烦恼和忧虑一扫而光,无须再去求访神仙了。
此诗全用对句,首二句雄峻豪迈,显示了帝王的气象,末二句拒访神仙,有积极意义,十分难能可贵。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诗中的“粤人国”,本指广东,因秦末赵佗曾建南越国,封为南越王。赵鼎曾被贬至潮州,因此此处“粤人国”应指潮州。赵鼎在潮州五年,即绍兴十至十四年(1140-1144),至潮州时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故此诗应为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所写。
此诗虽题为《寒食》,但写的是从寒食到清明。前两联写的是当时民间风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记其时江南风俗:“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成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曲幽,亦青青可爱。……从人家上冢者……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冢者尤多”从此诗可得知,南宋时潮州民间在寒食节也有插柳的习俗,即使偏僻村落也不例外,只是没有禁烟寒食,而清明节却像东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一样携带女儿上山扫墓(即“上冢”)。
后两联在记事中寄寓抒情。颈联写所见:汉唐帝王的陵墓连粗粝的麦饭也没有人祭拜,而山溪野径之间开满梨花。尾联写所感所闻:我还是开怀畅饮吧,醉后卧倒在青苔之上,不必去管城头上傍晚吹起的军号。
通过清明郊游,作者悟得了不少哲理:权贵、富贵不过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人间确实永恒的、常新的。我还是得醉且醉吧,天下世事我不能管,也不必去管。这种心态看似消极,但却是作者当时处于贬谪逆境中的苦闷、痛楚心情的反应。
其实,赵鼎是不屈的。他在由潮州移吉阳军的谢表中曾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说:“此老倔强犹昔!”(《宋史》本传)
这首词是借柳咏情。一、二句写柳色,一簇簇,一条条,如缕如金,形象娩媚。三、四句是借题发挥,写柳色与松色一样,而苏小小偏偏要在松下与郎定情,却不在柳下,对此,一般有情之物都将怪怨苏小小厚此薄彼。而词中的柳却“不愤”,可见柳之宽厚温柔,能对苏小小之情的体谅。从咏柳中,也称道了人的情操。
此词提到馆娃宫和苏小小,周啸天教授认为是说苏州之柳胜于钱塘,似乎与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唱着反调。前两句是说吴王宫柳非常繁富。后两句是说,要是钱塘的柳色更好,苏小小就不会约郎到松柏之下去“结同心”了。周啸天把“不愤”解为不服,认为词人是根据古乐府《苏小小歌》,对白词进行了反讽,词意是说苏州宫柳胜于杭州。
不过,这首词的意味还不止于此。它留有丰富的想象余地。杨柳枝柔,本来是可以绾作同心结的,但苏小小却和她的情人为何不来柳下。刘禹锡《杨柳枝》“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原来柳下结同心,乃有与情人分别的寓意。而松柏岁寒后凋,是坚贞不渝的象征,自然情人们愿来其下结同心而作山盟海誓了。如果作者有将宫柳暗喻宫人之意的话,那么“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就不但不是贬抑,反倒是是羡慕乃至嫉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