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诗人运用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从征虏亭（在今南京）到广陵（今扬州）一带的江中夜景，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出游的喜悦之情。全诗语言如话，意境如画，对客观景物神态的描绘逼真传神，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两句写诗人坐在小舟上回首仰望征虏亭，只见那高高的古亭在月光映照下，格外轮廓分明。

　　第三句：“山花如绣颊。”唐人风俗，少女妆饰面颊，称“绣颊”。白居易有诗云：“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女。”刘禹锡亦有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李白是以“绣颊”代称少女，以之形容山花。这句诗是说，那征虏亭畔的丛丛山花，在朦胧的月色下，绰约多姿，好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伫立江头，为诗人依依送别。

　　“江火似流萤。”意思是说，那江上的渔火和江中倒映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迷迷茫茫，像无数萤火虫飞来飞去。

　　全诗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江花月夜景图：岸上山花绰约多情，江上火点迷离奇幻；古亭静立于上，小舟轻摇于下，皓月临空，波光滟滟。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感情和出游的喜悦，都从画面中显现出来。

　　这首诗的意境十分优美，作者选取江船、明月、古亭、山花、江火这些景物，把征虏亭一带的夜色描绘得既妩媚动人又生机勃勃。夜色，在一般诗人的笔下多是宁静的，呈现出倦倦睡意的，但在李白的笔下却是生动的，精神十足的。他用少女的风姿来比喻岸边的山花，一下子给江岸增添了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夜晚江船的渔火本来是静止的，但是作者却从自己行船的感受角度去写，把静止的渔火写成动态的，使江面的景象活泼起来，飞动起来。作品中的景观，归根到底，是作者性格的反映，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受到李白那种飞扬跃动的性格特征。

　　这是北宋灭亡之际一位被金人虏去的弱女子写的词，描述被虏北行之经历，抒发国破家亡之巨痛。作者之父本是阳武（河南原阳）县令，在金兵南侵围城时，奋勇抵抗，壮烈殉国，妻、子一同遇难。“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韦居安《梅磵诗话》）。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写作此词时揪心泣血的情景。雄州，河北省雄县。

　　开头两句，写被金人用车载向北方出发时的情景。“朝”，点明出发的时间是在早上；“云”，点明出发时的环境气氛是那么惨淡，阴云密布；“横度”，形容阴云突如其来地漫草来。首句看似写景，渲染自然气候之恶劣；实是暗喻当时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形势险恶。一个“横”字，把作者那种祸从天降的特殊感受强调了出来。因此，次句“辘辘车声如水去”就直道其事了。“辘辘”，象声词，形容车轮声。杜牧《阿房宫赋》有“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之句，那是描写六国宫妃被虏秦宫之后的可悲生活，这里是写作者被虏北上、乘敌囚车、不知所往的惨痛情景。“如水去”，既写出被虏妇女之众多，又表达了将一去不返的痛苦心境，比喻生动，含意深长，道尽了国势危亡、一蹶不振，身为俘虏、前途茫茫的深哀大痛。

　　紧承“去”字，作者用“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再描写沿途之所见。“白草”，我国西北地区所产之草，干枯时成白色，故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北风卷地白草折”、“平沙莽莽黄入天”之句，那是描写天山一带苦寒荒凉的景象；作者在此借用字面，渲染出河北秋季枯草遍地、一片不毛的气氛。在这惨淡萧索的背景之下，只见月光清冷地照着只有三两户人家的荒村，孤零零地，没有一点活气。作者描述敌占区是这样地衰败不堪，凄凉已极，不仅揭示了金兵烧杀虏掠造成的惨象，更衬托出作者被虏离乡、身临异地那种无比悲苦的心境。上句侧重写白天之所见，下句侧重写夜晚之所见，而又互文见义，彼此映衬，合成一幅北国荒寒图，作者的满眼血泪、一腔悲哀也正涂染其上了。

　　上片写开始被押北行途中的情景；下片写继续北行直至雄州的情景。上片侧重写所见，以写景为主；下片侧重写所思，以抒情为主。

　　飞鸿草也，万结愁肠无昼夜。”这是继续被押北行途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作者眼看敌占区荒凉凄冷的景象，心头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悲哀，忽然看到鸿雁从北往南地飞去，不禁更撩起了对故乡的怀念、对亲人的追思。然而父母兄弟均死于敌手，即使鸿雁能够传书，自己又不知道投书给谁，何况自己身为俘虏，失去自由，不仅不能象鸿雁那样飞向南方故土，恐怕连投书的自由也没有。就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愁境中，“渐近燕山”，来到雄州，离金邦的京城——那在燕山脚下的燕京已经不远了。

　　这句既照应词题，又开启下句“回首乡关归路难”。空见飞鸿南去，自己身陷异域，只能回头遥望那难舍难忘的故国乡土，可要顺着此路回去就比登天还难了。作者强烈的怀国思乡之情，深沉的亡国丧家之恨，无可奈何的身为敌俘之悲，已经绝望的永别家园之痛，在此一齐倾诉出来，字字饱含着血泪。结笔处，收敛了上文流露出的愁苦心绪，文字变得平实朴素，但感情却更显真切。燕山，早在靖康之变以前，同知燕山府郭药师就已投降金国，使燕山成为金人的后方重镇。这一句话中，蕴涵着深沉的家国之痛。正因为家国沦亡，她才会落入此种境地；也正因为国破家亡，她才无法再得自由。因此，末句对“乡关”的“回首”，饱含着她对故土的留恋，以及对家国命运的忧心。

　　这首词上片寓情于景，下片对景抒情。上下片都达到了情与景的和谐统一。同时也将强烈的思乡之情和深深的亡国之恨汹涌倾泄出来，令人悲愤无比。

　　咏物词发展到南宋已进入成熟期，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更重视写作技巧和形式类。与北宋的咏物词相比较，南宋咏物词更具有一种幽微细腻的特色，虽然不容易看出其寄托所在，但更富有朦胧美。张鎡的这首词就能够将作者内心的情思同作品外化的意象融合无间，使读者若有所悟又难以名状。

　　词的上片集中刻画了芭蕉独特的风姿和品格。起句从芭蕉跟别的花卉草木的对比中写出它同中有异的特点。在人们眼光中，“风流”、“多情”、“潇洒”是许多花卉草木所共有的，然而词人之所以特别欣赏芭蕉，却是由于它那独特的清逸绝俗风姿。芭蕉并不以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花朵来显示它的“风流”，它也不在丽日和风中与群芳争妍，只有到了烟雨空濛和雨滴拍打的时刻，芭蕉，这才以一身潇洒的绿衣，显示出它那特有的风韵和情致，吸引人们观赏，撩拨人们的情思。一切繁喧炽热跟芭蕉无缘，它浑身上下透出的是无限清凉。不仅使人想起吴文英的名句“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唐多令》），这样，我们从芭蕉独具的潇洒、清凉，依稀感受到词人的心灵，现出了一个风流、多情、而又潇洒雅洁的文人形象。

　　下片顺着“绿衣长”、“满身凉”的拟人化的描写发展，逐渐从外形深入到心灵。词人观赏芭蕉风情万种，情为之动；芭蕉得遇知音，也动起感情来了。看，那一片片开张伸展的硕大绿叶，就像是在我面前铺开的文笺，要请我在上面题写生动的诗句呢！但我又能写什么呢？这时，明月已升到中天，清辉泻在芭蕉那略披白粉的绿叶上，好象生出了一层薄薄的寒霜，袭来一阵又一阵寒气。唉，别再倚着阑干痴看了，还是回屋去吧！“莫凭小阑干，月明生夜寒”两句，淡淡地透露出词人在此情此景下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感触。这种感触是什么呢？是芭蕉的清高与索句的催迫使他感到自愧弗如、无辞以对？是眼前的清冷促使他想到了趋炎附势的炎凉世态？还是“以其境过清”（柳宗元《小石潭记》），“凛乎其不可久留”（苏轼《后赤壁赋》），而只得消然离去呢？词人没有明白说出，却留下了让读者充分联想、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诗词中，芭蕉常常同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相联系。李清照曾写过：“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丑奴儿》）把伤心、愁闷情绪一古脑儿倾吐出来，对芭蕉甚至还颇为怨悱。张鎡这首词的感情抒发却相当空灵含蓄。他的哀愁和悲凉并没有直接倾吐，而是在雨丝烟雾里，在寒夜月色中，朦胧而自然地流露出来。一缕淡淡的哀愁回肠九曲，大有欲吐又吞、欲说还休的况味。

　　张鎡的这首词与唐代钱珝的《未展芭蕉》诗（冷烛无烟绿惜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车风暗拆看。），虽然暗示性有所不及，但在总体意境上更富有象征意蕴，表达上也越显得曲折幽深。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