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冬青树，汉朝的宫殿与宋朝诸帝的陵墓都种植它。此诗以“冬青花”为题，有它的特殊意义。
“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说见到冬青花而一日肠九折。司马迁《报任安书》云：“肠一日而九回。”言悲痛之极。
“隔江风雨晴影空，五月深山护微雪。”故都临安与埋骨的会稽，隔了一条钱塘江。那里已经沦为元军之手，所以说风雨如晦，连一点晴的影子都没有。五月是冬青花盛开的时候，花小色白，故以“微雪”代之。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色，有黑暗和光明之分，从而寄托了作者憎爱的感情。
“石根云气龙所藏，寻常蝼蚁不敢穴。”龙为君象，埋的是宋帝骸骨，故云“龙所藏”。石头为云根，因云触石而出，又其下藏着龙，而《易》有“云从龙”之语，故云“石根云气”。蝼蚁为微贱之物，他们不敢在这地方穴居，从而表示了作者对宋帝的尊敬。
“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因为冬青树是从宋帝旧殿移来，故云“此种非人间”。万年觞，指御用的酒杯，祝天子万寿无疆之词。
“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蜀魂，指杜鹃，其所生之子，寄在百鸟巢中，百鸟代为哺育，若臣之于君，故云“百鸟臣”。这里的“蜀魂”杜鹃，隐喻宋帝之魂；“百鸟臣”，隐喻送遗民如林景熙者向他称臣，不以国亡而变心，也就是对元朝的不屈，表示了懔若秋霜的气节。“夜半”，深夜，隐喻元朝的黑暗。杜鹃叫一声，山竹欲裂，表明它怨恨到了极点，这就是宋帝对元朝所抱的态度。林景熙既为宋尽臣节，那他也必然恨宋帝之所恨。
中国诗歌的传统写法有所谓的赋比兴，此诗用的兴体。《冬青花》是有它的本事的。这首诗给了读者鲜明的形象，一切围绕冬青花并从而展开去加以描绘。在这些鲜明的形象背后，都实有所指，是词在此而意在彼的。
这首诗的创作特点是随心而发，直抒胸臆。面对好友，诗人郁积在心头的愤懑凄苦，倾泻无遗。
诗的首联不仅写出时间、地点，还暗含了自己的不满，用夜明珠自喻，说明自己的遭遇如同夜明珠，虽然璀璨夺目，但埋没在泥沙中不能熠熠发光。
第二联直接写眼前景物，视线由近及远，极为开阔。秋天的江水如同郦道元《水经注》中描绘的景象：“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凄凉悲苦之情由景而生。
第三联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面对滔滔江水，诗人产生旅泊千里、栖遑百年的感觉，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是最好的概括。
最后一联，诗人难以自已，直接写出与好友即将离别，漫漫旅途，只有泪水相伴的悲凉和哀愁。诗中反映出沛王府放逐事件对王勃是致命一击，乐观向上、热情豪放的王勃渐渐远去，凄凉悲苫、忧郁彷徨的王勃开始出现。
此诗写景浩荡开阔，抒情真实自然，借景传情，景中见情。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