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