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这首诗前两句交代诗人夜宿的地点,点出诗人的心情;后两句实写长江金陵渡口美好的夜景,借此衬托出诗人孤独落寞的羁旅情怀。全诗紧扣江(落潮、夜江)、月(落月、斜月)、灯火(渔火、星火)等景,以一“愁”字贯穿全篇,诗旨甚明,神韵悠远,在艺术结构方面更是独具匠心。
“金陵津渡小山楼”,此“金陵渡”在镇江,非指南京。“小山楼”是诗人当时寄居之地。首句点题,开门见山。“ 一宿行人自可愁”,用一“可”字,轻灵妥贴,“可”当作“合”解,而比“合”字轻松。这两句是引子,起笔平淡而轻松,接着便很自然地将读者引入佳境。
“潮落夜江斜月里”,诗人站在小山楼上远望夜江,只见天边月已西斜,江上寒潮初落。一团漆黑的夜江之上,本无所见,而诗人却在朦胧的西斜月光中,观赏到潮落之景。用一“斜”字,妙极,既有景,又点明了时间——将晓未晓的落潮之际;与上句“一宿”呼应,暗中透露出行人那一宿不曾成寐的信息。所以,此句与第二句自然地沟连。诗人用笔轻灵而细腻,在精工镂刻中,又不显斧凿之迹,显得浑然无痕。
落潮的夜江浸在斜月的光照里,在烟笼寒水的背景上,忽见远处有几点星火闪烁,诗人不由随口吟出:“两三星火是瓜洲。”将远景一点染,这幅美妙的夜江画也告完成。试看“两三星火”,用笔何其萧洒空灵,动人情处不须多,“两三”足矣。“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宜乎以少胜多,点染有致,然而也是实景,那“两三星火”点缀在斜月朦胧的夜江之上,显得格外明亮。那个地方“是瓜洲”。这个地名与首句“金陵渡”相应,达到首尾圆合。此外,这三字还蕴藏着诗人的惊喜和慨叹,传递出一种悠远的情调。
这是诗人漫游江南时写的一首小诗。张祜夜宿镇江渡口时,面对长江夜景,以此诗抒写了在旅途中的愁思,表现了自己心中的寂寞凄凉。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把美妙如画的江上夜景描写得宁静凄迷,淡雅清新。
此词调名于诸本二主词或作《柳枝》、或作《杨柳枝》。这首词于清《全唐诗》中有题作“赐宫人庆奴”。据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江南李后主尝于黄罗扇上书赐宫人庆奴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想见其风流也。扇至今传在贵人家。”明顾起云《客座赘语》中亦云:“南唐宫人庆奴,后主尝赐以词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书于黄罗扇上,流落人间,盖柳枝词也。”其他如《西溪丛话》、《六砚斋三笔》等本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见,这首词当是李煜前期的作品。这首词是李煜代宫女庆奴书、书后赐与庆奴的,所以词中的主人公是宫女。
开篇“风情渐老”直写女主人公青春不再,人老色衰。“风情”本来是说男女欢爱的情怀,但这里指的是女人容貌和情态。“见春羞”是自觉羞于见春之意。春花盛开,春色明媚,是女子容颜娇美艳丽的映照,而此时不敢与之相比喻。说明了女子年华已逝,美艳不复当初的自伤自艾。诚如顾起元语:“‘见春羞’三字,新而警。”比喻生动,情怀毕现。“到处”是指女子原在宫中受宠时的恩爱欢情,处处都曾留下过她与他的足迹和影子。此处用来颇有深意,既表示对过去的无时无刻的怀恋,也喻示出如今处处见情伤心、触情生愁的感慨。“芳魂感旧游”,旧地重游,情已不再,怎能不黯然魂消。“多谢”句以柳枝相喻,“似相识”照应“感旧游”,正是女子怀思、处处生情的真实写照。“强垂”二字愁意渐深,柳枝本无“强垂”之意,但人总有邀宠之心,刻意求宠,而又因“风情渐老”而求宠不得,所以勉强不来的无可奈何之情让人感伤不已。
全词以第一人称口吻写成,既有直叙,也有妙喻,通过宫女的感伤情怀侧面地透露出她的不幸身世,虽是李煜代笔,但个中深情却真切动人。词中以柳枝喻人,以“强垂”喻境,喻象别致、生动,手法清新、自然,情景交合,颇为感人。不过,也正因是李煜代抒宫女之情,词中难免有以帝王之眼看宫女之色的庸俗感觉,格调相对不高。
全诗五章,每章六句,每章开头均以南山、北山的草木起兴,民歌味十足。南山有台、有桑、有杞、有栲、有枸,北山有莱、有杨、有李、有杻、有楰,正如国家之拥有具备各种美德的君子贤人。兴中有比,富有象征意义。但是兴语的作用还有为章节起势和变化韵脚以求叶韵的作用。在此诗中,这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直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等,则显得突兀和浅直,加上“南山有台,北山有莱”等后,诗顿时生色不少,含蓄而委婉,诗的韵律也由此而和谐自然。兴语之后,是表功祝寿。每章两次直呼“乐只君子”,可以见出祝者和被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前三章“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三句,言简意赅,以极节省的笔墨为被颂者画像,从大处落笔,字字千金,为祝寿张本。表功不仅是颂德祝寿之所本,而且本身也是其中的必要部分。功表得是否得体,直接关系到诗的主旨。正因为前面的功表得得体而成功,后面的祝寿才显得有理而有力。四、五两章用“遐不眉寿”“遐不黄耇”两个反诘句表达祝愿:这样的君子怎能不长眉秀出大有寿相呢!这样的君子怎能不头无白发延年益寿呢!这又是以前三章的表功祝寿为基础的。末了,颂者仍不忘加“保艾尔后”一句。重子嗣,是中国人的传统,由祝福先辈而连及其后裔,是诗歌的高潮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虽单纯,但结构安排相当精巧,五章首尾呼应,回环往复,语意间隔粘连,逐层递进,具有很强的层次感与节奏感。选词用字,要言不烦、举重若轻、颇耐咀嚼,表现出歌词作者的匠心独运。作为宴享通用之乐歌,其娱乐、祝愿、歌颂、庆贺的综合功能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