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颔联引用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颈联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思念的信息;尾联接颈联而写,在视觉上为作者传达思念的信息。此诗只有首联实写杨柳,其余皆用比、用兴,曲尽其妙。
此诗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为其“千条”“丝”的主旨作了基本确定。颔联引用了“静婉”“娇娆”两则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联间头文字“香”影”体现了其生理特征。
如果说前两联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思”。自颈联始,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信息。具体用吹奏羌笛和流莺“百啭”,呼唤“最高枝”。作为对高官比喻,除了皇上只有一人之下万之上的宰相才算得上“最高枝”。除此外,还要委托众宫九街上的如雪柳絮,越过宫墙,在视觉上为他们传达思念的信息。
综上,此诗正如沈约词《江南弄·阳春曲》所描述:“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故后两联发起的行为就是为了使致“思”的对象知。如此“思”才能落到实处,从而获得预期的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杨柳千万条似拂脸之丝,绿色柳枝不堪于风儿吹。
芳香随静婉之歌梁尘飞,身影伴着娇娆舞袖下垂。
羌笛奏一首哪里的乐曲,飘泊莺婉转鸣于最高枝。
众宫九街柳絮犹如雪花,飞过了 宫墙双方自然知。
注释
绿烟:指杨柳繁茂如烟的枝条。
金穗:金色的嫩枝。
吹:一本作“移”。
静婉:即张静婉,为南朝羊侃的宠姬,善歌舞。
歌尘起:形容歌声动听,余音绕梁,惊起梁尘。
娇娆:一本作“娇饶”,即董娇饶,为东汉宋子侯《董娇饶》诗中所咏的美女。
羌管:一本作“羌笛”。古代有用羌笛吹奏的《折杨柳》曲。
曲:一本作“笛”。
陌:一本作“曲”。
自:一本作“不”。
这首诗的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颔联引用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颈联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思念的信息;尾联接颈联而写,在视觉上为作者传达思念的信息。此诗只有首联实写杨柳,其余皆用比、用兴,曲尽其妙。
此诗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为其“千条”“丝”的主旨作了基本确定。颔联引用了“静婉”“娇娆”两则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联间头文字“香”影”体现了其生理特征。
如果说前两联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思”。自颈联始,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信息。具体用吹奏羌笛和流莺“百啭”,呼唤“最高枝”。作为对高官比喻,除了皇上只有一人之下万之上的宰相才算得上“最高枝”。除此外,还要委托众宫九街上的如雪柳絮,越过宫墙,在视觉上为他们传达思念的信息。
综上,此诗正如沈约词《江南弄·阳春曲》所描述:“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故后两联发起的行为就是为了使致“思”的对象知。如此“思”才能落到实处,从而获得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据“最高枝”判断,一定是在李程任宰相的长庆四年(824年)至宝历二年(826年)间,与《寄词》《赠苏十三中丞》的创作时间同。故此诗题柳是假,而是为抒发相思情而作。
此诗开头一句的“杨叛儿”,指以古乐府《杨叛儿》为代表的情歌。“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写一对青年男女,君唱歌,妾劝酒。表明男女双方感情非常融洽。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白门,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城门。南朝民间情歌常常提到白门,后代指男女欢会之地。“最关人”,犹言最牵动人心。是何事物最牵动人心呢?——“乌啼白门柳”。五个字不仅点出了环境、地点,还表明了时间。乌啼,是接近日暮的时候。黄昏时分在恋人相会的地方聆听乌鸦苦啼,不用说是最关情的了。
“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乌邪归巢之后渐渐停止啼鸣,在柳叶杨花之间甜蜜地憩息了,而“君”也沉醉于“妾”家了,这里既是写景,又含比兴意味,情趣盎然。这里的醉,自然不排斥酒醉,同时还包含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陶醉。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沉香,即名贵的沉水香。博山炉是一种炉盖呈重叠山形的薰炉。这两句承“君醉留妾家”把诗推向高潮,进一步写男女欢会。男子的醉留,正如沉香投入炉中,爱情的火焰立刻燃烧起来,情意融洽,像香火化成烟,双双一气,凌入云霞。
这首诗,形象丰满,生活气息浓厚,风格清新、活泼。古词只四句:“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诗一开头,“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比古诗增添的生动的场面,并制造了笼罩全篇的男女慕悦的气氛。第三句“何许最关人”,这是较原诗多出的一句设问,使诗意显出了变化,表现了双方在“乌啼白门柳”的特定环境下浓烈的感情。五句“乌啼隐杨花”,从原诗中“藏乌”一语引出,但意境更为动人。接着,“君醉留妾家”则写出醉留,意义更显明,有助于表现爱情的炽烈。特别是最后既用“博山炉中沉香火”七字隐含了原诗的后半:“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又生发出了“双烟一气凌紫霞”的绝妙比喻。这一句由前面的比兴,发展到带有较多的象征意味,使全诗的精神和意趣得到完美的体现。
李白《杨叛儿》中一男一女由唱歌劝酒到醉留。在封建社会面前是带有解放色彩的。较古之《杨叛儿》,情感更炽烈,生活的调子更加欢快和浪漫。这与唐代经济繁荣,社会风气比较解放,显然有关。
这是一篇爱国词,词的上片描写作者因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催促声,从而唤起了自己对往昔的回忆,对古今沧桑的感慨,尤其是对失去国家、被虏北上的宋恭帝的思念与惋惜。下片运用李商隐的诗句和苏秦的故事,表达对昔日繁华都城沦陷敌手、故国一片荒凉的愤恨不平,尤其是对抗金志士报国无门的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无限悲哀与同情。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
词的上片写出作者自己少年时代上都门游学、求取仕进的心情,地在长亭,时在薄暮,听到杜鹃的叫声,勾引起了羁旅之愁,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意念,这与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意境是相似的。十八年间,词人来往于“都门路”上;一眨眼,又有十六年没到过杭州,其间的变化,诚有隔世之感。词人用“白首人间今古”,概括这种生活体验。昔日少年,今朝白首,人事沧桑有如“古”“今”之变。“又惊绝,五更一句”,一个“又”字,词意深进一层。
“五更”句,指的是刘将孙《摸鱼儿》词里的句子:“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红雨。”本来已在为世事的变幻而感叹不已,又那堪忍受杜鹃一夜啼到天明,故曰“惊绝”。写作这首词时,词人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听到杜鹃声的感受,与少年时代的感受已迥然不同,既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又产生许多联想:由杜宇联想到被掳北去的恭帝。恭帝在北方颠沛流离,与当年蜀天子的遭遇相似,故曰“道是流离蜀天子”;而当初他在临安时讲的是吴语,故曰“甚当初,一似吴儿语”。
前片结尾二句:“臣再拜,泪如雨。”隐括杜甫诗意。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词人效法杜甫,把杜鹃当作流离北方的恭帝,遥遥再拜,泪如雨下。
下片描写了临安的凋敝和抗元英雄的牺牲。当词人“桃花前度”,重来临安的时候,画堂依然,客馆无恙,但在画桥边哀民遍地,一派“黄竹歌声”。此用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诗意。过片这几句,因中有“记”这一领字衔接上下,又有“真无数”、“画桥”、“前度”等字样,所写乃是临安失陷前的繁华景象,这是虚写;而“黄竹歌声”,才是眼前所见的凄凉景象,这是实写。词人将昔日之繁华和今日之冷落对照起来,虚实相生,倍增伤感,语意极含蓄。
“风雨断魂苏季子”三句,以“苏季子”比喻抗元英雄。苏季子即苏秦,他当年游说六国以抗秦,意欲封侯万户,后乃金尽裘敝,落魄而归。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们为抗击元军,恢复失土,英勇献身,不能归乡,只得梦回家山。“谁不愿、封侯万户?”建功立业,本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为国捐躯的人,虽未封侯拜爵,却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深深忆念。
“寂寞江南”二句,描写临安附近人迹稀少。京都道上,人烟萧瑟,江南寂寞,道路难行,词人触景生情,家国之痛,涌上心头,从而逼出结句“啼尽血,向谁诉”,重又回环到“杜鹃”上,用拟人化的口吻,说杜鹃终日啼鸣,纵然啼尽鲜血,又向谁去诉说这一切人间的悲苦呢?结局有不尽之意,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在羁旅者的耳中,杜鹃声声,犹如家人“不如归去”的催唤声;而在遗民的心灵上,杜鹃声声,却唤起了对旧帝、对抗元英雄、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忆念和同情。杜鹃声是贯串全篇的词脉。这首词采用了总起分承的过变手法,将下片看来似乎不相连属,与杜鹃毫无关涉的数层词意,绾合起来,具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