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词紧扣赏花来写,句句有花,实则句句写人,惜花亦即惜人。作者既不雕章琢句,也不刻画景物,只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抒写自己从赏花中悟出的生活哲理,立意既新,理趣尤富。全词以议论为主,但由于手法的曲折委婉,语气的跌宕起伏,读来丝毫不觉板滞。
该词上片的“正是看花天气。”开门见山,点出题意。这句略无修饰,纯用白描,看似朴拙,其实巧妙,因为看花经验,人皆有之,根据它所规定的情景,辅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在眼前描绘出一幅繁花似锦、春光宜人的美丽图画。次句由景及人:“为春一醉。”对此良辰美景,陶然一醉,诚为赏心乐事。这一句既是写看花人的感受,也从侧面进一步烘托出春景的迷人。接下去便宕开笔锋,道“醉来却不带花归。”一个“却”字,顿起波澜。“为春一醉”,即为花一醉,足见对花爱之深,迷之切; 但在留连花丛兴犹未尽之时,偏又“不带花归”。对此,作者也不禁自己笑自己:“ 诮不解看花意。”前人有云:“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今赏花却不折花而归,作者高于俗人的爱花、惜花的一片深情,便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
下片先设一问:“此花明媚,将花谁比?”言外之意是无人可比。再进一层说:“只应花好似年年,花不似,人憔悴。”就是说花之好,是年年如此,便该让它留在枝头,年年保持如此的明媚之姿,因为花不似人之随着年光过往会渐趋憔悴。至此,因惜年华而惜春、因惜春而惜花的主意便曲折透出,上下片浑成一体,词的意味顿生。
此词借鉴了以花喻人这一传统手法而能翻出新意,先是反问:“将花谁比?”后又指出:“花不似,人憔悴。”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花朵固然有时凋谢,但年年重开;人的盛年一去,却再也不会回来。这几句句意颇类唐代诗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包含着对花开盛衰有时而人生青春难驻的感慨和秋怨。
上片描写雨中池塘景色,中心在“双双只只鸳鸯语”。起句的霏霏细雨及歇拍的“灼灼野花”、“依依金柳”,全在于烘托那戏游池塘的“双双只只鸳鸯”,而上片景物的描写,目的是映衬下片“鸯鸯江上女”的美丽。她们体态婀娜,舞姿轻鸯;罗衣飘逸,光彩闪耀;面施薄粉,艳若云霞。在这里,大自然的美与少女们的美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且相互映发——明媚的春景,把少女们烘托得格外妖娆;少女们的娇姿艳态,又为春天增添了无限光彩。上片的绘景,为下片的写人烘托气氛,景愈艳则人愈丽。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每句都用叠字开头,不仅摹景写人细致生动,而且声调抑扬谐婉,极富音乐性。这一借鉴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开了五代两宋之后文人词运用叠字的先河。在宋人词里,句句用叠字与此首相近者,有葛立方的《卜算子》:“袅袅水芝红,脉脉蒹葭浦。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草草展杯觞,对此鸯鸯女。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
周密《草窗词评》赞此首《卜算子》“用十八叠字,妙手无痕,堪与李清照《声声慢》并绝千古”。其实,“堪与李清照《声声慢》并绝千古”的岂只葛氏之《卜算子》,这首《菩萨蛮》每句句头用叠字,且用得如此贴切自然,亦堪称千古并绝。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这四句交待路途情况。早上与周人辞别,晚上在郑州寄宿,离开亲人,越来越远了,一种凄凉的孤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寂寞的旅途中,与诗人相亲相近的只有那随身僮仆了。这后两句摹写人情极真,刻画心理极深,生动地表现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凄清。唐末崔涂诗“渐与骨肉远,转与僮仆亲”(《巴山道中雨夜抒怀》)就是由这两句脱化而出。
接下来八句由记叙、议论转为写景。诗人将这种凄清孤独的感情外化为具体可感的“雨中秋景图”:“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南阳、洛阳在视线中已逐渐模糊、消失,空阔辽远的原野笼罩在霏霏的霪雨、蒙蒙的烟气之中。村头,田父荷锄踏青而归,牧童短笛声声,怡然自得,村东水边高地上的主人家环绕在一片油绿鲜亮的庄稼中。还有悲鸣的秋虫,摇动的机杼,喧嚣的雀鸟。
诗的最后四句又由写景转为直接抒情。“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这两句是说:“我昨天还在繁华的洛阳,而明天就要去偏远的郑州了。”句意和头二句“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前后呼应,既体现出感情的凝聚、深化,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又开合有度,收放自如,浑然一体。“此去欲何言,穷边循微禄”是指为了微薄的俸禄而到穷僻边远的地方去。这二句话感情深沉、情韵丰厚而不作平白直露的激越之语,在自嘲中流露出更深沉的忧郁——情到深处人孤独。
全诗在征途愁思中以简淡自然之笔意织入村野恬宁景物,又由恬然的景物抒写宦海沉浮的失意、苦闷和孤独。全诗诗情与画境的相互渗透、统一,最后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妙境。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