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此诗首句“呜轧江楼角一声”中的“一声”两字很有可玩味。本是暮角声声，断而复连，只写“一声”也就是第一声，这显然是强调它对诗中人影响很大。他一直高踞在城楼，俯临大江，凭栏回首，远眺通向乡关之路。正出神的时候，忽然一声角鸣，使他不由蓦然惊醒，这才发现天色已晚，夕阳已沉没水天之际。这就写出一种“苦回首”的情态。象声词“呜轧”，用在句首，正造成似晴空一声雷的感觉。

　　由于写“一声”就产生一个特殊的情节，与“吹角当城片月孤”一类写景抒情诗句同中有异。呜咽的角声又造成一种凄凉气氛，那“潋潋”的江水，黯淡无光的夕阳，水中的汀洲，也都带有几分寒意。“微”、“寒”等字均著感情色彩，写出了望乡人的主观感受。

　　暮色苍茫，最易牵惹乡思离情。诗人的故家在长安杜陵，长安在黄州西北。“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宋张舜民《卖花声》）“微阳潋潋落寒汀”，正是西望景色。而三句却作转语说：“不用凭栏苦回首”，似是自我劝解，因为“故乡七十五长亭”，即使回首又怎么能望尽这迢递关山？这是否定的语势，实际上形成唱叹，起着强化诗情的作用。这首诗是宦游思乡之作，赞许者都异口同声地称引其末句。

　　按唐时计量，黄州距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通典》卷一八三），驿站恰合“七十五”之数（古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但这里的数字垛积还别有妙处，它以较大数目写出“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家山遥远的情景，修辞别致；而只见归程，不见归人，意味深长。从音节（顿）方面看，由于运用数字，使末句形成“二三二”的特殊节奏（通常应为“二二三”），声音的拗折传达出凭栏者情绪的不平静，又是一层妙用。

　　唐代有的诗人也喜堆垛数字，如骆宾王，却不免被讥为“算博士”。考其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的数字多是为了属对方便，过露痕迹，用得又太多太滥，也就容易惹人生厌。而此诗数字之设置，则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所以驱使而让人没有察觉，真可夸口“虽‘算博士’何妨”。